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隨著世界經濟形勢在低谷徘徊以及中國的優異表現，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的態度在向理性和現實主義回歸。但同時還應看到，種種關于中國發展道路的傾向性議論不僅沒有停息，并且總是跟隨形勢的發展有新的表現。
“威脅論”，即認為中國崛起帶給世界的是挑戰而非機遇。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客觀上都在惡化中國的國際環境，制約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崩潰論”，即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以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官員腐敗為代價的，因而是不可持續的。最極端的是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2001年7月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認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壞賬已經高到不能維持的地步”。他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五年”。顯然，在事實面前，這些帶有強烈冷戰思維的論調不攻自破。
“背離論”，即認為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脫離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制度上脫離社會主義、在對外關系中背離第三世界。對于這種評價，我們的確需要予以澄清，因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從更根本、更長遠的角度造福人類，有益于廣大第三世界。
“替代論”，即認為隨著以“華盛頓共識”為主導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注重獨立、創新和漸進改革的中國發展道路將成為新的普世話語。客觀地看，盡管“北京共識”的提出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成功經驗和發展道路的高度認可，但至于說“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則既不是我們的初衷，也不應是追求的目標。
“領導論”，即認為國力日盛的中國應確立新的國際觀，勇敢肩負起領導世界的責任。金融危機以來，隨著美國經濟領導力和道德影響力的急劇下降，有人主張國際社會不能沒有“領導”，而縱觀當今世界，除了坐擁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依然保持強勁經濟增長勢頭并且樂于承擔國際責任的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了。應該說，這種聲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世界對于日益強大的中國應該發揮的國際作用的期望，但是我們還應注意區分合理的責任與國際事務領導權之間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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