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世界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出現了“即將過去”的跡象。但是，圍繞今后的經濟走勢，圍繞各國支持政策是否應該退出，圍繞國際金融貿易秩序應該如何建立，各國經濟學家、企業家和政治家，見解大不一致。不過，各國都在為“后危機時代”精心準備，在科技創新、產品創新、產業創新上大做文章，力圖盡快培育新的增長點，發掘具有巨大帶動作用的新支柱產業。可以說，在這方面的“所見略同”，預示著在搶占“后危機時代”經濟主動權的競爭中，其主戰場就在優化經濟結構和創新，也預示著這場競爭將是激烈的、“短兵相接”的。
    國際經濟發展的歷程證明，世界上每次重大的經濟危機，都是一次大排隊、大重組、大調整的過程，是一種看似殘酷、實則必要的大浪淘沙。不僅國家間的地位和實力要發生變化，而且企業的排名和市場份額也會劇烈變動；在世界范圍內，一些重要產業也會進行重組，產業地位和主要生產國也會因之而轉移。總體上看，世界范圍內的產業變動，大致上是按照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順序，漸次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逐步轉移的。歷史上看，紡織業、造船業、鋼鐵業等重要產業莫不如此；現在，汽車業、重化工業等又出現了這種態勢。而技術密集型、創新密集型產業，則是發達國家長久保持優勢的產業，其核心利益部分不可能向外轉移。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既要盯住這種產業變動的趨勢，發掘機會；又要關注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最新動態，力爭在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上同步前進或縮小差距。
    從這次危機看，以通用汽車破產保護為標志，主要發達國家在一些資本密集的產業(當然也有較高的技術含量)逐步喪失了優勢；除了成本推高的劣勢之外，飽和的市場、居高不下的油價等因素，也都阻礙了這些產業的發展。對這些產業，發達國家雖然有重振之心，但已無重振之力；或者說，產業結構調整之重心必須轉移到他們更具優勢的領域。在后危機的對策中，各國紛紛把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制藥等作為新一輪發展的重點，在投資、科技開發、政策支持等方面，給予了極大的傾斜。
    比如，美國新政府提出了“綠色新政”，把無碳、低碳作為長遠目標，把新能源開發作為今后開發的重點———雖然他們沒有使用“支柱產業”這個詞，但是，他們顯然看中了這些產業巨大的帶動作用和就業機會。據報道，美國計劃在未來十年內投入1500億美元發展新能源，創造的就業機會高達500萬個。歐盟則提出了能源氣候一攬子計劃，在2013年前投資1050億歐元支持發展綠色經濟。日本則把建立低碳社會作為發展目標，為此投下巨資作研究與開發，并鼓勵企業開發新產品、創造新產業。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不可能完全放棄發達國家某些已經不具優勢的所謂“夕陽產業”；特別是作為人口大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我國來說既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又是解決我國就業嚴峻形勢的主渠道。但是，我們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這類產業，更不能在國內國際經濟形勢已經發生劇烈變化的今天，依然故我，靠低勞動力成本和犧牲環境片面發展。雖然和發達國家內容不一樣，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面前，我們需要加快結構調整，需要迅速優化產業結構，需要有針對性地發展新興產業，需要揚長避短地考慮“接收”發達國家新一輪產業轉移中“放棄”的領域。但是從長遠計議，為實現中國人幾個世紀的復興夢想，自主開發知識產權、自主開發民族品牌、自主開發新興產業，依然是企業做強、國家做強的基礎，在“后危機”時代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