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15日表示，盡管面臨挑戰，但中國經濟在目前低迷的全球經濟形勢中仍取得了快速發展。
    奧斯特羅姆在獲得諾貝爾獎后在位于美國印第安納州布魯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首次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她說：“中國目前有很多令人振奮的事情發生。”當被問及對中國當前經濟建設的建議時，她說：“沒有一個簡單的公式。多元化的管理系統可以使得治理在各個層面進行，有的是在大的層面，有的是在區域范圍內，有的在小的農村層面，這樣的一個多層管理系統比只是在大層面進行治理要更容易解決問題。”

    點評：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揭曉算是上周全球財經界的一件大事，而兩位制度學派的學者獲獎出乎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料。金融危機之前，新制度學派在凱恩斯主義和貨幣學派等學說的高大身影下，一直是個小弟弟。它閃光的幾個瞬間，也只是被看作是為修補巨人的漏洞而打的幾個補丁。雖然現在無法認定新制度學派第三次摘取諾獎桂冠是不是量變之后的質變，使新制度學派終于長成巨人，成為主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有識之士已經將視線從要么政府、要么市場的老套路轉移到重視經濟治理的問題上。這也是人們認為這屆諾獎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獨具慧眼的理由。
    此前人們預測獲獎者的研究領域都是當下炙手可熱的課題：貨幣政策、環境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這些問題不僅學者關心，而且全球政治家和投資者都關心。但是和獲獎者研究的方向相比之后，人們忽然發現，這些問題都只不過是技術層面和市場層面的問題。評審委員會顯然將目光放到了更寬闊的地方，超越了純市場理論，拓展了關注領域，回歸到了社會現實生活。就像一位國內學人所說的：當經濟遇到困難時，不一定是經濟學的公式或模型出了問題，而可能是經濟學研究范疇以外的廣闊世界發生了變化。
    這兩位學者的獲獎給了我們重新思考經濟社會問題的機會。這一事件也似乎這樣告誡我們：危機之后的世界正在發生著不易察覺的變化，仍然抱著舊有的理論在老胡同里打轉，注定是適應不了變化后的世界。
    至于對正處在制度轉軌過程中的中國來說，兩位學者的理論顯得尤為重要。就說目前，兩位學者的觀點會提醒我們，當美國人在反思近十幾年過分相信市場自我糾錯機制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當思考一下，在制度安排上是不是過分相信政府的包辦和大企業的能力了呢？我們在教育、醫療、鐵路、通訊、能源等公共資源的制度安排上，是不是能夠在過分商業化和政府包辦之間找到第三條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