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假設農村地區住房折合800元每平方米，則全國農民住房總價值為18.66萬億元；假設城鎮住房平均價格為2000元每平方米(這大致為2000年全國商品房均價)，則城鎮居民住房總價值為27.14萬億元。據粗略計算，中國人家庭私人財富總額約為80萬億元左右，其中40萬億為住房，25萬億為存款，7萬億為股票，剩下的則是一些別的財富。可以看出，在家庭總財富中，住房占家庭財富一半。(《華西都市報》10月13日)

 　　盡管該消息中引用的一些數據是“假設”性質的，但由于其得出的結論具有無可爭辯的現實意義。因此，該消息仍然引起輿論界關注。
　　無獨有偶，9月28日的《經濟參考報》也報道了同樣的內容。報道稱，由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開展的“中國消費金融與投資”調研報告，在抽取了全國15個城市、2100個樣本數據后匯總結果顯示，我國城鎮2008年家庭凈資產平均超過60萬元，為607802元，其中房產為主要資產，占比為62.76%。
　　對于“房產占家庭總資產一半”或者“62.76%”的結論，從我國現實情況看，我認為是比較有說服力的。“房產占家庭財產一半”這樣的消息，受刺激最大的是當下城市中沒有屬于自己住房所有權的家庭。這樣的家庭大致包括三類：一是城市低保家庭，享用的是政府提供的無產權的廉租房；二是“夾心層”，既不屬于低保對象，也買不起經濟適用房，只能靠租房度日；三是城市中部分外來農民工或畢業不久的學生，在農村沒有房屋，在城市買不起房，在城市主城區也租不起房，只能在城鄉結合部租房的群體。
　　“房產占家庭財產一半”的消息，我想，對于房地產市場和樓市調控有決策權的政府相關部門來說，也不應當無動于衷。我國房地產政策，就讓更廣大、最普通城鎮居民能夠買得起房角度而言，原本是比較符合我國收入差距、貧富懸殊較大這一實際的。當初的政策規定：城市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提供廉租房，大量的中等收入家庭，購買有政府劃撥土地的經濟適用房或集資房，商品房只面向少數富裕群體銷售。可在實踐中完全走了樣，商品房竟然成了主流，地方政府、開發商、房產中介等等都在從商品房的不同環節牟利，經濟適用房面向中等收入階層的政策被縮減為低收入階層。這樣一來，一方面土地價格越拍越高，商品房越來越高檔，價格遠超過普通居民接受程度，另一方面買不起房的家庭也隨之增多，社會對房地產業的抱怨越來越大。
　　長期以來，專家總是引導買不起房的群體租房，因為政府的責任是保障“住有所屋”而不是“住有所居”，買不起房的群體則希望政府能夠采取措施，降低房價，讓普通老百姓能夠買得起有產權屬于自己的房子。
　　從另一個角度看，黨的十七大提出：要讓更多家庭有財產性收入。而一般來講，財產性收入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最主要的標志是住房。然而，在改革開放已走過30年的今天，在黨中央提出建立和諧社會、讓更多的普通公民也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背景下，全國城鎮仍有相當部分家庭買不起房。
　　由此觀之，政府相關部門對“住房占家庭財產收入一半”的消息應有所觸動，對針對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難或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家庭，在解決住房政策方面需要重新審視，應當逐步放棄把大部分“夾心層”或買不起房的家庭“逼”向租房的思路，轉向讓更多中低收入群體如何能夠買得起、取得有合法產權的房屋政策路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