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森的貢獻非常大，影響了一代人的研究和他們的思維。他長期以來，認定一個經濟體的表現不僅僅是價格，不僅僅是政策，基本的制度非常重要。于是他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通過案例，通過計量研究和模型來反復論證這樣的觀點，在制度的含義、企業的性質、組織的性質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另一位獲獎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由于她的主要研究成果在政治領域，李稻葵不太了解。不過李稻葵說，公眾選擇學派的出發點是認為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由一位高度的有理智的領導人決定的，政府的決策是由大量的利益沖突的個體，包括企業，包括各種組織，還有一些個人，互相交融，互相沖突，最后產生了這么一個公共政策，帶有一種非常西方化的一個視角，對公眾選擇的一個視角，這非常符合現代西方社會政策過程的學派。1986年，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之一詹姆斯·布坎南同樣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說明這一領域早就獲得了學界廣泛的關注。
　　為什么這兩位學者獲獎？李稻葵認為：“比較難解釋，因為在任何一個年份，應該得到，可以得到這個獎的人非常多。如果說有什么時代背景，也許歐洲評選人認為，當前這場金融危機跟制度有關系，當前金融領域里面的不恰當的過分的放松監管跟利益集團的游說和沖突有關系。可能和我們常說的監管捕捉有關系，監管者被被監管者束縛了，捕捉了，貓被老鼠給抓住了。”
　　李稻葵認為，兩位得獎者都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存在必然性。因為“客觀講到目前為止，美國是經濟學研究和教科的重鎮，這個并不夸張，因為美國經濟主導世界的經濟，占世界領先地位的時間也最長，美國的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人數是世界最多的。曾經英國也是政治經濟學的重鎮，道理基本上是一致的。”
　　對于國人的諾獎情結，李稻葵說：“我覺得請大家一定要用平和和超脫的心態看這個東西。所有的獎都是人評的。評獎最好的情況是內行評內行，讓外行看熱鬧。最壞的情況變成了外行評內行讓內行笑話。諾獎介于這兩者之間，不要看這么重。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包括這次的和平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是非常搞笑的獎，此人還沒有取得任何成績，就可以得獎，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的話，我們中國人最應該得獎，我們最和平了，所以這個不能看太重，何況經濟學獎和物理、生物學獎又有本質的不同。”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