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于當地時間24-25日在美國匹茲堡市舉行。這是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第三次G20峰會，它已經開始凸現出世界幾大陣營對“后危機時代”所面臨的挑戰所做出的“分歧較大”的詮釋。面對這種局面，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在此，想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以美國為代表的一部分發達國家，提出扭轉世界經濟失衡結構，是保證全球化環境下各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因素。按照這種邏輯，貿易順差國應該增加消費、減少儲蓄；而美國這樣的貿易逆差國，就應該增加儲蓄、減少消費。
　　試想一下，如果美國按照自己的生產能力來消費，中國按照自己的消費能力來生產，那么，美國的消費者就會因為本國商品的昂貴而付出更多的代價；而中國的廠商也會因為自己國家消費能力的有限而無法保證利潤可持續增長；中國的消費者也會因工資增長受到企業利潤下降的影響而無法得到改善，從而無法提高消費水平。而如果美國將它擅長的技術、品牌等無形資產參與和中國產品貿易的行列中，那么，由于美國占據了較好的貿易條件，利益也會比中國更大。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政府不應該和中國打貿易仗，而是應該同意來自中方進口技術產品的貿易要求。否則，美國現在倡導的“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會因為貿易保護而使得各國經濟復蘇放緩。
　　其次，以歐洲為代表的相當多發達國家，認識到了“金融創新濫用”的可怕性，提出了對金融創新的整個產業鏈，實施統一標準的金融監管模式。其中，最為敏感的是對金融行業精英層的薪酬限定制度改革。但是，這種對精英層的嚴格監管卻受到了美英的抵觸，他們認為，如果事前沒有充分的收益補償機制，就會影響金融人才的金融創新動力。
　　實際上，這樣的監管模式對于發展中國家是有些“過”了。一旦全球范圍內導入這種新標準的監管模式，完全有可能把應該大力發展競爭力的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牢牢地管住了，而發達國家則可能因為具備旺盛的創新能力而上演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鬧劇，這樣的監管造成的結果是本末倒置的。所以，歐洲的金融監管，應該要把重點放在針對發達國家金融從業人員的“激勵機制”方面，杜絕風險和收益“不匹配”的后果。
　　第三，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強調的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國際金融機構在提升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上所應作出的努力。今天，中國外匯儲備中對美債權比例不斷增加，暴露出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結算貨幣體系上，美元主導地位的格局不可撼動的事實。只要我們手里外匯增多了，就不得不牽涉到美元資產配置的問題，由于種種的障礙，我們目前不得不采取保守的國債投資策略，但是，短期內如何讓美國貨幣當局尊重債權人的利益，比如，讓美聯儲減少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對債權國利益的負面沖擊等，已經成為石油美元國家（中東和俄羅斯等）和商品美元國家（東亞等國）共同關注的問題。更為糟糕的是，美國市場利用這些低成本的國際資本，再回到收益相對較高的新興市場謀求高收益的無風險套利活動，這對在金融危機中尋求翻身的新興市場國家來講，就成為了一個對本國經濟嚴重干擾的熱錢沖擊因素。因此，中國應該在這次峰會上呼吁美國對中國開放更多的技術消費市場和企業股權投資市場，讓我們的外匯儲備能夠更好地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做貢獻。
　　今天，中國正在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無論是在“綠色增長”目標上，還是在維持世界經濟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上（不輕易退市而去搭別國的救市便車），都表現出了非常積極的姿態和努力，希望通過和大家的共同合作，來謀求世界經濟發展的多贏模式。但是，我們也應該在“富人俱樂部”中，代表新興市場國家或團結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與支持新興市場國家利益的團體聯合起來，重申我們處在發展階段中應有的特殊權利（歐美發達國家在發展階段也曾爭取到這樣的利益保護特權）。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而一味地尋求公平統一的世界模式，是不可能讓發展中國家最終得到公平待遇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歐美政府向我們提出了“無理”的條件，甚至采取了“無理”的制裁，就像這次美國鋼鐵協會慫恿奧巴馬發起對華“輪胎特保案”那樣，我們也應該毫不畏縮，將“中國立場”進行到底。要堅決采取措施告訴美國一部分利益集團，中國不會選擇萎縮、謙讓的態度，美國發起的兩敗俱傷的貿易戰，讓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看到，這樣的做法是在遏制世界經濟的健康復蘇，讓美國最終放棄打貿易戰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愚蠢想法。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