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國集團(G20)的政策制定者及其以市場為本的批評者們沒有抓住“退出策略”的要領。該組織忽視了一點：由于自2007年中以來采取的緊急舉措，經濟政策必然面臨更為復雜的挑戰。
　　退出策略需要涉及更廣泛的層面，并需加強國際協調。必須從三方面——貨幣、財政和金融著手，而不僅僅是一方面。G20的討論從兩方面基本上忽視了這種復雜性。
　　首先，我們應通過G20就一些最佳做法達成一致。在實行緊縮貨幣政策之前，應先做出可信的中期財政鞏固承諾。銀行體系最佳結構的確定必須先于稅收政策改革，因為它在擴大稅收收入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但真正的銀行私有化必須等到稅收政策明確確定之后，否則最終會趕跑買家。
　　其次，在政策退出方面，我們迫切需要進行國際協調。去年10月存款保險的迅速增加表明，一個經濟體金融擔保的變化可能會極大地影響所有其他經濟體。如今，反過來設想一下：最初，沒有一個國家愿意率先取消擔保，但一旦取消擔保，各國將爭相減輕銀行的負擔。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人們瘋狂地沖向出口，將不亞于在擁擠的戲院的類似情形。
　　從貨幣政策方面來看，率先收緊貨幣政策的經濟體可能會發現本國貨幣升值，在此過程中，這些經濟體將從尚未強勁復蘇的國家那里吸引資金。這可能誘發旨在抵消溢出效應的匯率干預，進而引發經濟沖突。全球穩定的通脹預期使激進的寬松政策得以實行，并幫助遏制了通縮，然而通脹預期穩定的部分原因是所有大國都參與其中。財政政策的國際溢出效應最小，因此受到的注意也應最少。
　　這種國際政策協調是可以實現的，也是可取的。務實的做法包括3個方面。首先，G20領導人必須放棄下述觀念：即協調行動的益處很少，每個國家各自采取政策措施對所有國家最有利。其次，重點應放在對政策措施和先后順序的討論上，而不是瞄準結果。第三，達成一致的措施應包含務實的措施，而不能試圖過早地進行根本改革。

（本文作者系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本文摘自FT中文網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