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很多地方都在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后危機時代中國出口導向的發展路徑會不會改變，成了其中一個關鍵問題。
　　在我們最近研究的一個東部縣級市，當地政府也覺得非常困惑，如果按照過去這些年的發展速度，當地未來很可能成為一個100萬人口的城市，但這么多的人口從哪來？這就涉及到對中國未來區域經濟格局的判斷，而這又與中國出口導向的發展路徑是否會持續有關。對此，我們的判斷是，中長期內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路徑不會改變，這部分源于中國的人口結構，部分緣于國內消費的剛性。雖然內需可能會有所增長，但消費在短時間內仍然難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投資的高增長亦不可持續，這使得在危機過后，出口會重新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而中國城市發展滯后于工業化，使得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這保證了在長期內，中國低價優質的勞動力依然會是一個主要競爭力。
　　隨著金融危機的惡化，需求不足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制約，而出口的增長在需求的增長中又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2008年11月至今年6月，我國出口連續8個月負增長，當外需遇挫，投資又不可持續時，擴大內需之聲四起。然而現實的情況則令許多出口企業陷入尷尬的境地，當把目標市場從國外轉向國內時，企業突然感覺，原來國內市場的生意遠不如國際市場好做，內需之策也僅僅是個短暫的考慮。當我們重新冷靜下來思考，卻發現中國經濟有點“船大難掉頭”了，內需與外需之間的矛盾，是伴隨著以往快速的增長而出現的，內需提高是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將仍要尋求內需以外的增長點，這個增長點就只能是出口。
　　首先，中國依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有比較優勢。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目前大概有1.3至1.5億的外出做工的農民工，除了這些人需要正式向城市居民轉化外，農村仍有大約1.6億左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2億左右工作于鄉鎮企業、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戶，他們也需要進入城市工業，提升其生產率。所以，至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不會大幅度上升。與此同時，在投資推動下，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持續上升，并且快于勞動成本上升的局面還將維持，從而保持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即使出現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也只會逐漸彌合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成本上升趨勢間的差距，而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制造的產品的低價優質的優勢。
　　其次，經濟學的理論表明，影響消費的是長期的持久收入，即一個人一生的總收入，而這是短期內不會改變的。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政府在養老、醫療等方面投入偏少，個人需要依靠儲蓄來預防未來不可預測的風險，因而國內需求在短期內難以很快提高。儒家的節儉文化，要求勤儉持家，所以整體上消費也難以增加。以上這些都說明一個共同的現象，目前中國的GDP中消費比重很低，而消費恰是構成GDP的四個組成部分——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中最重要的部分，鑒于消費自身的特性，很難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增長，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今后一段時間內也很難主要依靠消費來拉動。
　　第三，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較大，嚴重制約消費的增長。收入差距的另一個表現是，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簡稱“勞動收入占比”)持續下降。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勞動收入占比下降非常顯著，特別是2003年以后，降幅更大。現在，中國的勞動收入占比僅40%左右，從國際比較來看，已落到了勞動收入占比最低的國家之列。國際慣例是，自我雇用者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應該計入資本所得，而中國在2004年前把自我雇用的收入全部計入勞動所得，因此，中國的勞動收入占比實際還是高估的。收入差距大意味著大量的財富集聚在富人手里，而富人的消費傾向是比較低的，窮人相比之下消費傾向高，但是缺錢，這就造成了總體上消費偏低。
　　這次經濟危機嚴重沖擊了中國的對外貿易，然而分析2009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狀況，勞動密集型商品優勢依然突出，企業競爭力和國際市場份額基本穩定。從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看，像服裝、鞋類等傳統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降幅不大，而勞動含量稍低的機電和電器類產品的出口萎縮非常明顯。
　　世界上的每個工業強國，特別是東亞新興經濟體，無一不經過出口導向的發展階段。2007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高達66.3%，遠遠超過美、日等經濟大國，如此高的外貿依存度的確應該降下來，但這只是說，出口在GDP中所占的份額應下降，而非指絕對數。中國需要大力提振內需，特別是需要通過控制收入差距、改進公共服務、完善社會保障等手段來讓老百姓更多消費。中國也需要讓勞動者更多地分享到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的成果，以此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但是，這些調整都不是在一夜之間可以完成的。良好的愿望不能取代經濟規律，否則就可能受到懲罰。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的人口結構所帶來的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經濟未來進一步發展還是離不開出口導向的制造業，只要這個路徑不發生根本性變化，經濟活動和人口進一步向靠近港口的東部城市集聚的趨勢就也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筆者因此認定，這些規律應該用來指導中國各地的產業發展和全國經濟的區域布局。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