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秋天開始，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所采取的大刀闊斧的舉措從相當程度上來講是過頭了，總體行為的偏差是非常嚴重的。
盡管很多人說這次金融危機是百年不遇的，但美國經濟衰退大概也就是1年半的時間，這跟1981年、1982年那次經濟衰退的時間基本一樣，但不管是從失業率，還是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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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上看，這次美國衰退的程度很可能比1981年、1982年那次還小一些。
去年底今年初有那么多人覺得這次金融危機要終結美國式金融資本主義，要終結市場經濟。當我們身處危機最高潮的時候，做出過于悲觀的判斷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這為各國政府采取過激的救市行為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口實。
比如說美國，奧巴馬任總統后，把美國政府的救市舉措推到一個新的高度。但是你會發現，有很多救市行為非但沒有修正當初引發次貸危機的原因，反而是將其強化了。
比如，我們原來很多學者講，次貸危機是怎么出現的？就是很多銀行家、住房按揭貸款公司，不管人們是有收入還是沒收入，不需要首付就可以給他們貸款去買房子。但今年初奧巴馬政府出臺的救市方案中有一個安排，是給那些第一次買房的人8000美元補貼，并且如果他們在2009年底之前買到自己的房子，在貸款的時候，不僅政府提供擔保，而且他們的首付只要3%。這個所謂的救市政策，是減少了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還是把以后金融危機出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呢？值得商榷！
在美國歷史上，至少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前，政府基本不干預市場，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使得美國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后，都能倒下去又爬起來，其自我修復能力那么強，自我創新的動力那么強！但遺憾的是二戰結束以后，美國政府在不同時期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這個影響使得美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和經濟競爭力在下降。
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英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多，這個最早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經濟實力和競爭力也就越來越弱。今天美國政府也同樣越來越多地介入經濟，這對經濟的競爭力和活力產生的影響，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在這個時候非常值得我們進行更多思考。
我覺得這次金融危機之后，金融市場要進行改革，一個是金融市場本身要做調整，第二個是政府監管架構要調整。
從去年10月到現在，不管是美國還是亞洲，金融行業方方面面都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特別是麥道夫事件后，為了能在市場上更好生存下去，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都進行了自我調整，其行為規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有沒有政府的監管調整，都不是非常重要了。
并且，從政治層面上進行改革的壓力也已經下降了不少。無論是華爾街還是國會議員，對監管改革的呼聲和壓力較幾個月前少了很多。奧巴馬政府會對對沖基金、私人股權公司等金融機構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上提出更高要求，但除此以外，我不覺得在證券和金融市場的法律等方面，還有必要去做更多根本性的調整。如果真這么做了，會像2001年底安然事件后出臺的《薩班尼斯-奧克斯利法案》那樣，犧牲掉美國金融市場在全球的競爭優勢(310368基金凈值,基金吧)。《薩-奧法案》出臺以后，許多亞洲、歐洲的公司不愿意到美國上市，而轉去香港、日本和歐洲上市。
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很多美國官員就已經意識到，很多針對安然事件作出的立法是一時沖動，太過激了，犧牲了美國的競爭優勢。因此，這一教訓多少會約束國會和白宮今后在金融監管改革方面的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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