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工要在廣州退休享受退休待遇,必須在當地連續參保15年,且年齡不能超過55歲（女）或60歲（男）。一代農民工易承芳,55歲,參保10年,因此沒資格領取外來工養老金,也不被允許繼續繳納至滿15年再享受,只能退保拿回個人繳納部分。而若回老家衡陽重新參保,約需5萬元,這已遠遠超過她在廣州養老保險賬戶的總額。而隨著廣州最早一批外來工陸續達到退休年齡,這個問題將越來越普遍。（《廣州日報》9月9日）

 　　這就是說,交了10年養老保險,最后成了筆零存整取的存款,而易承芳依然老無所養。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個不易讓人接受的事實？
　　首先,在現有政策框架內,易承芳有權追問是誰“忽悠”了她去參保,政府責任部門有沒有盡到政策宣傳和個案審核的責任。這不能成為“歷史遺留問題”而不了了之,而應對相關責任人有所追究。
　　其次,廣州市政府“一刀切”的規定過于死板,沒有設身處地地為外來工想過。政策都是人定的,考慮到外來工養老保險起步較晚的事實,完全可以允許易承芳們繼續繳納滿15年后再享受退休待遇,或者采取變通方式,按繳納年限比例發放養老金。比如易承芳繳納10年就發2/3,按廣州外來工平均每月養老金1712元計算,也有1141元,遠高于其回老家重新參保后可領取的400多元。這在法律上、制度上并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障礙,也不會給政府財政帶來額外的負擔。在我看來,難免有“非不能為,實不為也”之嫌。
　　當然,廣州市政府可以用“城鄉二元體制”、“養老保險區域統籌”等國家正式制度來為自己辯解,但多為農民工做一點實事,實踐中并不為制度所禁止。它也可以用已有1475名外來工在廣州退休來反駁輿論的“責難”,但易承芳的存在就說明其做得還不夠。作為享受到外來工巨大貢獻的富裕城市,應該從權利義務角度做該做的事、在道理上做正確的事,切實承擔起對非本地戶籍勞動者的養老義務,而不是躲在戶籍制這種落后制度的庇護下,能少做就絕不多做,用各種自定的條條框框來推卸應盡的責任。
　　再次,養老保險不能在全國范圍內自由移轉,是造成易承芳困境的根本原因。農民工作為戶籍上的“農民”、職業上的“工人”,理論上可以參加農村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但農村養老保險尚處于試點階段,而農民工極強的流動性,也使他們很難在一地停留很長時間,去滿足類似“連續參保15年”的要求。所以,農民工要真正享受到國家在養老問題上的福利,還存在很多困難。
　　要改變這種狀況,一要解決地區統籌造成的地區間斷裂問題,二要將“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無縫地統一起來。我認為中央政府應對此承擔起更大的責任。這需要平等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作為對歷史欠賬的補償,給予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更多的財政轉移支付;需要它和地方政府更多協調,解決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中的財政分賬和激勵機制問題,以早日實現養老保險的全國統一賬戶、自由移轉。
　　總之,農民工養老是種剛性需求,它不應敗給任何無視農民工利益的規定。因此養老保險不應在操作層面搞得過分復雜,更不能以既存的復雜性來作抗拒改革的借口。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