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制藥巨頭輝瑞公司因故意夸大藥品使用范圍、邀請醫生打高爾夫、按摩、度假等進行不當手段推銷13種藥物，遭美國司法部重罰23億美元，這天量罰金一部分回流給各州公共醫療基金外，其中1.2億美元將由本案6名檢舉人分享。
分享1.2億、人均所得2000萬美元的6名檢舉人，5人來自于輝瑞的員工，俗稱“深喉”，另一名是醫生。假如沒有這些局內人“深喉”提供的線索或情報，假如沒有這些“深喉”在司法部調查起訴過程中愿意出來指證，司法部很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讓全球藥業大王服法，也很難讓這個藥業巨頭自愿選擇與司法部達成和解，繳納巨額罰金以免遭起訴。
嚴格地說，作為某種特定政治目的而提供情報但又不暴露身份的“深喉”，與我們在輝瑞案中那6名挺身而出、檢舉作證的“舉報人”，并不是一個概念。只不過，在懼怕打擊報復甚過物質利益刺激的條件下，“深喉”的存在，也可以視為與“檢舉人”一樣的重要。
在美國，“檢舉人”被稱為“吹口哨者”，也就是周圍人就如裁判，一旦發現有人越軌，就吹哨提醒或警告，形成全民“善意”監督的社會氛圍。
公司法人制度的誕生，使龐大如國家的公司獲得單一法人的法律地位，在這龐大帝國中，組織繁密，機構交錯，秘密交易橫行。對這些巨頭公司的監管，光靠政府部門的力量，顯然是無能為力的，而一旦他們之間形成利益輸送鏈，政府往往會成為公司邁向壟斷和腐敗的推手。
美國從林肯時代就制定了“反欺詐法”，鼓勵個人揭發檢舉欺詐政府行為。這部也被稱為“林肯法”的代表法律，給美國走向良性政府治理提供了保障。
美國檢舉人分享罰金制度，是“林肯法”的實質化，是美國有力地保護舉報人權益的一項重大舉措。該法案規定，司法部如果在收到舉報人投訴、告發并決定作為原告或證人參與起訴，舉報人可以分到賠償額的13%至25%；如果司法部不參與，舉報人可以自行調查、起訴，則可分到罰款的25%至30%。顯然，“激活”舉報人制度，一靠舉報人的公民意識，二靠罰款足夠高，使之能平衡、補償甚至獎賞舉報人的貢獻。
檢舉人分享違法者上繳的罰款，無涉于公共資源，這對我們是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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