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一則題為“今年有望出臺收入分配總體改革方案”的新聞，曾久居各門戶網站熱聞榜之首。現在相關新聞有了新進展。日前，國家發改委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近年來調整經濟結構的進展情況時提到，中國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8月26日《京華時報》)
收入分配改革，提了很多年，始終成效不彰。但這似乎并未影響每年關于居民收入統計數據的堅挺之勢，以致于國家統計局局長近來接受采訪時直言，面對網友的“被增長”之說自己都“會臉紅”。其實，關于收入分配改革，也可循著網友“被增長”的感受走。弄清楚了“被增長”的緣由，對于收入分配改革，或許不無裨益。
我們知道，改革三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成為世界矚目的奇跡。但若與外國的經濟改革相比，我們就能找到自己的偏差。幾年前世行的學者，就對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進行過比較。發現中國經濟增速高，但國民收入低。連印尼這樣的國家，貧富差距都沒我們大，他們經濟收入的平等性比我們大得多。同樣在亞洲，日韓等國經濟改革的不同之處，或許也在于其改革成果實現了較為均衡的分配，為整個國民所共享。而我們的尷尬正在于被學界詬病的藏富于國、“國富民窮”。這也是上述“被增長”感受的宏觀語境。
而除了經濟發展思路的問題，造成社會領域國民收入不公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官場中的以權謀私、權力尋租現象。媒體披露后，人們會驚訝地發現，個別官員在強烈的權力變現欲望下，搜刮民脂民膏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這些蛀蟲的貪腐已到了明目張膽令人發指的地步。他們對財富的貪婪當然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巨大阻力之一。
再者，市場領域，經濟危機時期地方保護主義抬頭，行政壁壘森嚴，阻礙了正常的市場秩序。行政壟斷下的暴利，自然也成為橫亙在收入分配改革進程中刺目的鴻溝；而在國民權利方面，僅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就為“非市民”階層平添了一道道隱性的制度枷鎖。這種權利上的不平等，直接拉開了人們在收入、享受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
不久前，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還表示，“國富民窮”的說法“過于苛刻”，有失偏頗。在現實面前，這種說辭無疑顯得有些蒼白。不承認“國富民窮”比國富民窮更可怕。因為正視問題，才是療救的第一步。從這個意義上講，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完成從“藏富于國”到“還富于民”的歷史轉身。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勞動者的報酬，培養消費需求，還需輔以配套的制度措施。比如提高社保覆蓋面和人們的福利水平。公民不光要有錢花，還能夠放心花，才能真正提振經濟信心，完成從重儲蓄到敢消費的轉變。
要破解這道民生難題，政府不但不能與民爭利，還應積極轉變職能，明晰公權與私權的分野，不僭越權力邊界。在市場領域，政府應保證堅決避免馬太效應，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在國民權利范疇，則需暢通公民權利救濟渠道，使所有人盡享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論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制度設計如何，總之要能切實惠及民眾，唯一的限定條件就是：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內，公民能對政府權力保持有效的監督制約，使政府始終以公眾利益為唯一施政目標。有此保證，政府怎么做就只是個政策問題，而不致于過度偏離公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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