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中國內需要增加國民收入。
8月25日下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向大會作國務院關于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情況的報告。在談到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下一步目標時，張平說，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此語我們不是第一次聽到。在經濟不斷增長中，中國國民收入到底增加了多少？據鐘偉先生測算，從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由從業人員的貨幣工資看，1981年的1萬元與現在的27~28萬元相當；從居民人均儲蓄看，當時的1萬元折算到現在差不多是255萬元。工資與收入增加不多，但人均儲蓄卻大幅飆升，中國不是沒有錢，問題是這筆錢到誰的包包里去了？
一是到政府與企業中去了。在再分配領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樣是下降的，政府和企業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平均每年下降1%；而政府和企業收入上升16%。今年上半年儲蓄增加額中，政府與企業的儲蓄再次超過居民儲蓄。
其次，到城鎮、沿海、壟斷行業之手。2008年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城鄉之間，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1:3.3；地區之間，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例，西部的貴州與東部的浙江之比為1:3.3；行業之間，最高的金融業收入水平達40312元，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倍，其29.6%的增速也居各行業之首，比全國平均增幅高11.3個百分點……還有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央企資產已接近18萬億元，其中80％的資產都在上市公司。
第三，財富躲藏在幕后，成為某些處長手中幾十套的房產，成為某城市官員每年數千甚至上萬元的車貼，以及無病也休閑的醫療費用。
我國的居民消費欲振乏力與收入比重日趨下降有密切關系。在居民財富下降的同時，有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5.4%，比發達國家低了30個百分點，也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最低點，比歷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約17個百分點。
發改委要提高居民收入，面臨嚴峻的挑戰。
第一重挑戰來自財政收入。我國目前在農村等地的公共服務開支增加而工業利潤下降，導致財政收支難以均衡；第二重挑戰來自經濟結構的挑戰，我國走的是日、韓等國工業化之路，靠增加儲蓄與投資拉動經濟。瑞銀經濟學家喬納遜·安德森曾經表示，中國的經濟奇跡沒有秘密，就是儲蓄、儲蓄加儲蓄。改變高儲蓄、高投資，絕不是簡單地增加勞動者的工資，而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結構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第三重挑戰來自于既得利益階層，公務員隊伍如何減少，吃公家飯的龐大隊伍如何清理，壟斷企業的壟斷收入如何規范？我國不是下了數十個文件，至今未能規范金融機構、壟斷企業的收入嗎？
更大的挑戰在于，中國還未完成工業化時代，又一腳跨進了資本時代，收入差距更是以幾何級數增加。
根據中國政府對美國的人權狀況分析所引證的材料，《紐約時報》2008年10月5日報道，在過去30年中，美國收入和工資分配是所有高收入國家中最不平等的。最富有的20%美國人年均收入達168170美元，幾乎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15倍，后者的年均收入僅為11352美元。紐約市1%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占紐約市總人口收入的37%，64名億萬富人擁有財富達3440億美元，比2年前該城市億萬富人的綜合財富高出469%。貧富差距加大的結果是中產階層減少、貧困人口增加。根據Nielsen報告估計，中下階層（年收入30000美元左右）及貧窮階層（年收入12000美元左右）在大幅上升。美國社會正由現在的中產階層為大多數，逐步走向以中下階層為大多數。
美國人并不諱言這一點，資本時代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罪魁。不只美國，日本、我國香港地區也是步調一致地走向消滅中產階層的深淵。
我國內地也正通過股市、樓市，使中產階層徒有其名，他們擁有一套房產后喪失了大部分消費能力。古人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眼看著美國等國資本時代的分配弊端，我國還要借口國際經驗重蹈覆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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