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至今仍在影響我國的這場危機，需要理性看到的是，國際金融危機僅僅是影響我國宏觀經濟的外部因素之一，我們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根源在于改革不到位導致的發展模式轉變滯后。基于這個判斷的一個邏輯結論是，反危機要取得預期效果，不僅要加快政策調整，更要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但是，宏觀經濟的波動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對深化改革帶來了噪音。有消息稱，原定于本月三審的《社會保險法》將推遲到明年進行，其重要原因就是目前經濟形勢不明朗。為了避免給企業加重負擔，要推遲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這再次證實了“形勢好時不想改革；形勢不好時難改革”這句話。應該認識到的是，社會保障問題并不是在本次危機中才出現的。由于社會體制建設遠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明顯的制度不健全、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城鄉二元結構明顯等體制矛盾。目前的制度已經不適應我國新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即便沒有這次危機，加快推進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也應該成為改革的重點。這次危機，只是更加凸顯了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我國目前發展的主要問題不是生產能力的問題，而是消費能力的問題，而消費能力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基礎上的。我國居民消費率持續走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健全。從社會層面看，延遲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只會給居民消費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使消費難以啟動，進一步使經濟增長更加依賴于投資，強化了現行經濟發展方式。
　　我們來看看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是如何走出大蕭條的。危機的前幾年，胡佛政府采取的也是傳統的反危機政策，補貼企業、擴大生產，但沒有實質性效果；1933年上臺的羅斯福政府則更多地側重于社會改革，走一條“以社會變革應對經濟危機”的新路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通過以工代賑的方式推進社會救濟；建設福利國家，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在危機還非常嚴重時通過了《社會保險法案》；出臺《全國勞工關系法案》，賦予工會合法性，通過發揮工會作用全面解決勞資關系問題。正是這三條，從根本上穩定了受危機重創的美國社會心理，穩定了政、資、勞三方對未來的預期，并且形成了均衡的利益格局，為美國走出危機奠定了重要的社會基礎。從這段歷史來看，“危機倒逼”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條件之一，錯失這個機遇，將使改革的時間窗口再度關上。應該說，此次危機為我國加快推進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創造了難得的機遇。利用危機全面推進社會體制改革，調整勞資關系，建設公共服務體制，可以為全面構建和諧社會奠定罐基礎。
　　換一個角度看，既要減少企業負擔，又要穩定并且提高居民預期，是不是必然矛盾呢？實踐證明不是。在當前的情況下，完全有可能在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同時減少企業負擔。例如，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實施更為積極的減稅政策；清理企業各項費用。這些負擔的減輕完全可以覆蓋由于企業“強化參保、足額繳費”而增加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