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短期內，我國通過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固然可以帶動經濟復蘇，但業已失衡的經濟結構以及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筆者認為，在社會熱望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民生福祉亟待提升的關鍵時期，已有一定財力基礎的中國，完全可以也應該早日拿出解決收入差距的實質性舉措來。如果能夠通過建設性舉措，早日解決這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則既有利于內需的內生擴大，也有利于經濟的均衡發展。但據媒體報道，有發改委官員透露，《國民收入分配改革意見》仍無最終頒布的時間表。
　　中國必須擺脫依靠投資拉動增長的“路徑依賴”，擴大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比例，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徹底轉變。而擴大消費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先決條件是提高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因此，決策層在政策調控中應盡力避免陷入凱恩斯主義的經驗思維，亟須著力提升政策投放的精準度和針對性。尤其是廣大百姓熱望的就業與收入增長，應是經濟困難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出發點和立足點。
　　相對于其他國家，中國完全有條件更好地解決困擾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收入差距問題。如今，中國不僅有著較為雄厚的財力，也有著解決收入差距的基本思路，而中國一向引以為傲的執行力更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問題的關鍵是各級各地政府尚未從促進經濟轉型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戰略層面，來認識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緊迫性。
　　從收入分配調節的有關思路來看，無論是規范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制度，還是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制度，以及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和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建設，落實最低工資制度等等，都有可能觸及到既得利益階層的實際利益。而社會熱望的調整初次分配，破除企業進入市場壁壘，強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縮減行政開支支出，以及加快統籌城鄉改革實現在城市就業農民工的穩定轉移等，無一不是系統性和難度極大的改革。迫切需要政府能夠有直面自我改革的勇氣，需要政府敢于對影響力極大的國企動手術。我們冀望，政府在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能夠通過適當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實現財富積累由政府向民間尤其是廣大百姓的有序轉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若如此，則中國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消費沖動勢將迸發出來，政府所期望的經濟增長轉型與社會和諧也將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