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州日報》報道，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日前發布了《關于公布廣東省2009年企業工資指導線的通知》，其中明確規定本年度的工資增長基準線為7%，上線為12%，漲幅明顯低于去年，其中的下線為零或負增長更為近年來首次出現。

　　這被部分企業和媒體解釋為“務實”。后者的本質在于政府根據企業在經濟下行期的實際情況，將相應的約束條款進行權衡性操作，使之盡量貼近企業真實市場硬約束，最終達到企業運營近似于在自由市場里的行為效果。這種貌似干預實則放手的做法無疑會受到企業的歡迎，但因為政府也有就業與福利等民眾生活層面的政績考核標準，最終這些宏觀指標還是為微觀化平攤到企業上。
　　這衍生出一個經濟下行期，市場干預應該以何種方式進行，其操作邊界何在的問題。在經濟繁榮期，就業率、企業利潤率都較高，前者意味著政府所受的政績壓力減弱，從工資層面干預企業運營的可能性也就大為降低；后者則意味著企業有能力承擔更多的干預成本。此階段政府的關注重點應該是稅收等財政指標。而經濟下行期，就業率和企業利潤率都在降低，政府的政績壓力在升高，企業面臨的經營環境惡化，其承擔干預成本的能力減弱，最終企業會傾向于降低雇工和相應工資，這與政府政績考核相違背。一種強制性的做法是嚴格要求微觀企業承擔社會的就業成本，將企業利潤甚至增加企業負債讓渡與雇工，以維持社會整體的就業率，或者說使失業率不致下降過多。
　　另一種則是直接由政府財政來承擔部分雇工失業后的福利，以確保社會最低生活水平，而企業則得以在市場內調節各種成本，決定其市場行為。后一種要求政府明確自己的服務性角色，將經濟增長期的財政收入轉化為經濟下行期的公共支出，給予微觀企業充分的經營自主性。從企業的角度看，這無疑意味著更好的外部經營環境。另外，從政府角度看，其不可能做到對各行各業的市場信號全知全能，干預越小，企業對于經濟下行的適應能力越大。反之，企業承擔的社會包袱越多，其經營空間與選擇會越受壓抑，達不到最優分配資源并選擇最佳經營方向的效果。長此以往，實質上會降低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能力。
　　鑒于國企分布格局，以及其就業等政績職能的泛化，在現實的市場經濟中，往往是第一第二種干預并重，即對政府掌控的國企等干預力度更強，以第一種干預為主，對于民企則應該以第二種干預為主。這種雙類干預的結果是國企經營效能受到很大影響，其非市場的多維度約束降低了其經營靈活性，然而捆綁在政績考核上的硬約束又讓政府對于國企的徹底市場化運作深感忌諱。
　　解決這一困局的方案在于將國企實施漸進民企化，即逐漸將第二套干預方案移植到國企上，削弱政府對于國企的財政與政績依賴。最終市場占比過大的國企對經濟波動的適應能力會大為加強，政府也容易騰出手來將工作重點放在依靠稅收財政調節社會福利上，強化其服務職能，從而不再依靠國企直接干預市場各要素的資源分配，調節就業率等宏觀經濟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