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消費者信貸業務的成長，可能也是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提升業務競爭力的一個必然選擇。問題是，我們的金融機構具備了管理這種高風險業務的意識和能力嗎？我們的監管部門如何適應和有效培育好這種“金融創新”？這次歐美信用卡危機，對我們正是一次絕好的學習和提高機會。尤其對金融創新和金融危機之間的相互關系，應有細致的深度研究。
　　已造成美國銀行業數十億美元虧損的信用卡危機目前正在向歐洲蔓延，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的貸款機構正迎來一波愈演愈烈的消費者違約潮。不過，因為在這一輪救市浪潮中，各國政府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基本解決了金融體系流動性短缺的問題，再加上尋找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公共投入也在快馬加鞭，至少近期資本市場的回暖和一部分經濟指標的轉好，使得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有所改善，大多數金融機構的損失撥備比例也在大幅上升，所以筆者估計，這或許并不會造成很嚴重的“第二波”危機。
　　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完全開放，這輪歐美信用卡危機暫時還不會對我國金融體系產生直接影響；而他們暴露的問題，對正在努力提高活力拓展高風險業務的中資金融機構而言，正是一次絕好的學習和提高的機會。尤其對金融創新和金融危機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應予以足夠重視，加以深度研究。
　　世人無法簡單地責怪歐美銀行沒有管理好風險，因為他們已在信用卡業務起步階段，已將可能的個別違約風險通過對其他持有信用卡的相對優質的客戶索取較高的滯納違約金來加以補償，至于對付系統性風險——比如，像現在這樣越來越多的人不還錢的時候，這些金融機構也已在業務繁榮時通過信用卡資產的證券化手段分散了風險。但問題是，如果初期信用評級不到位，利率上調的空間被擠占，或信用卡發行速度和范圍過猛過大，那么，無法償還信用卡債務的規模就會超出想像，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就會因此斷裂。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金融自由化的熱浪打破了銀行業的準入門檻，更多形式的中介機構應運而生，銀行靠傳統、而且日趨標準化的面向企業的信貸業務已無法保證持續穩定的收入。這就迫使銀行業漸漸退出傳統的信貸業務，把新的業務增長點轉向了差異化很大的消費者顧客層。正是在那個進入消費者信貸業務的初期階段，美國爆發了舉世聞名的儲蓄信貸協會的住房信貸危機，這給當時熱衷于這一新型業務的金融中介機構蒙上了重重陰影，日后的消費信貸市場的嚴重萎縮，又使得很多金融中介機構不得不陷入破產。那場危機讓美國的金融中介機構、住房消費者和監管部門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并由此獲得了寶貴的開展消費者信貸業務的經驗教訓。
　　到了90年代，美國金融業發生了許多“質”的變化：首先，對消費者信貸業務風險的監管有了一定的經驗，而金融行業為了恢復元氣，提高自身的競爭力，也需要在保證穩定收入的同時去進一步提高經營的效益。其二，科技進步帶動了金融工程學科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原理的全新構筑和標準化的應用，大大增強了金融機構管理風險的能力。其三，美國經濟的景氣恢復，促使金融機構和監管部門再次主動去評估消費者的潛在收入和消費能力及其信用風險。根據評估后的結果，歐美銀行業相繼意識到需要修正原來過于“保守的”資產組合：即通過適當介入“高收益高風險”的消費者信貸業務，來優化以往 “低收益低風險”的企業信貸組合。
　　今天中國消費者信貸業務的成長，可能也是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提升我們業務競爭力的一個必然選擇。可問題是，我們的金融機構具有了管理這種高風險業務的意識和能力嗎？我們的監管部門如何適應和有效培育好這種“金融創新”？筆者尤其想提出的是，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在未來不斷開拓個人信用卡業務以應對傳統信貸業務競爭的時候，以下四點是非常急迫的任務：
　　其一，迅速建立起高效準確的信用評級體系。目前正在建設和完善的全國范圍內的跨行征信系統，主要側重點在避免欺詐行為，信息系統內容較為單一。事實上，個人資信的重要性要遠遠高于靠抵押規避風險企業信貸模式，因為銀行處理消費者資信這一多樣化信息時，需要耗費較大的成本，不可避免地產生“搭便車的行為”，因此，針對新型的個人信貸業務，我們需要一個能夠與歐美相抗衡的、全部銀行可以共享的高效率運行的信息平臺。
　　其二，改善目前陳舊的風險管理機制。目前實施的消費抵押信貸，抵押物往往就是標的物本身，其價值與經濟周期有很強的相關性，而消費貸款的還款來源，即個人收入，同樣與經濟周期有同步關系，也就是說在個人由于收入下降而無法償還貸款時，抵押物的價值也常常大幅縮水，如果沒有其他比如資產證券化、融資結構的多元化等配套措施，消費者信貸業務的信用風險還是無法分散。更何況信用卡違約是沒有相應明確的標的物可以作為事前抵押的。
　　其三，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目前我國除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放開外，對企業和個人的存貸利率都沒有完全實現市場化，由于利率的限制，金融體系也就很難有效發揮基于風險水平的價格發現功能，來確保事前甄別機制的健全運行。從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銀行成功開展個人信貸的關鍵在于保留高質量客戶，而差別價格在這一點上起著重要作用。
　　其四，對高風險業務進行適度的“資產證券化”。選擇合適的機會及時開展風險資產的證券化業務也是銀行個人信貸業務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只要收益和風險相匹配，只要信息披露公平完全，那么，資產證券化的社會效用不僅不會降低反而會提高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當然，資產證券化的同時，我們也要強調應對高風險所需的高損失撥備率的必要性。
　　總之，筆者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坦然面對大震后的種種“余震”，做好我們應該做的防范和開創新局面的工作，那么，危機過后所需要樹立起來的自信心，就很容易能夠達到，而這種自信心和踏實的努力，一定會幫助我們縮短和減少走出危機的時間和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