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這一領域雖然也有聯邦、州以及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但其落實主體卻并非政府，而是行業協會、社區協調機構等中介組織。
    今后，北京將把每個月的最后一個周六定為“全市再生資源收集日”，并將公布可“賣廢品”的清單。屆時，專業回收隊伍將進入社區，對市民家中積攢的廢報紙、塑料瓶等可回收垃圾進行集中收集，這項工作最快有望在下月啟動。（7月26日《新京報》）

    國際社會通常用人均年垃圾產量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環保水平乃至發達程度。我國目前的這一數字為440公斤，不僅超出日本的410公斤，而且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長，與GDP增速相匹敵。設立“再生資源收集日”，實現部分廢物的分類收集、循環利用，對于北京這個1600萬人口的大都市來說，顯得尤為必要。當然，如此好事要得以全面落實，僅有政府的“好心”還遠遠不夠。
    讓這項善舉真正做到利國利民，最關鍵、最根本的措施在于立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環保立法成就卓著，僅全國人大就先后審議并通過一部綜合性環境資源保護法律、五部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九部自然資源管理方面的法律、一部清潔生產方面的法律，但遺憾的是，迄今仍沒有一部專門調整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關系的基本法律。不少地方政府雖然就此制訂了行政法規，但既沒有廣泛覆蓋全國各類城市，而且多數立法都過于原則化、抽象化，不僅缺乏針對不同再生資源的專門管理辦法，不少立法也缺乏可操作性。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立法不僅起步較早（自上個世紀70年代就開始），而且業已形成包括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基本法律、分門別類的單向法規等在內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成為促進其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強大法律保障和方向指針。
    讓“再生資源收集日”深入人心，使北京率先成為國內“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和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等方面的示范城市，另一關鍵在于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方針，充分發揮各類非營利組織和企業等社會主體的積極作用。
    在美國，這一領域雖然也有聯邦、州以及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但其落實主體卻并非政府，而是行業協會、社區協調機構等中介組織。日本則通過稅收優惠、基金扶持、政府補助、政府優先采買等優惠措施，吸引和鼓勵民間投資，引導企業積極投身再生資源回收和利用工作。
    北京決定讓專業回收隊伍在每月的“再生資源收集日”進入社區開展這項工作，意味著要將為數眾多的現有收舊隊伍納入正規化管理。其施政動機無懈可擊，但從以往的經驗看，落實這一措施極易陷入“規范管理———設定資格門檻———培訓考試———收費發證”的慣性軌道，導致當事人不配合甚至抵制政府政策，雙方又玩起貓和老鼠游戲，政府“好心辦好事”被視為“存心搞收入”，讓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善舉大打折扣甚至最終流產。
    美國規定每年11月15日為全國“回收利用日”，北京則于每月設定一個“再生資源收集日”，無疑是用心更為良苦的好事。但要讓好事辦好，僅有好心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