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仍處于衰退之中，何時復蘇，尚有爭論。但或早或遲，總要復蘇，而且在復蘇過程中必然要出現深刻地結構性調整。有論者提出，現在就應該研究如何應對危機過后世界經濟調整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不確定因素。對此，筆者十分贊同。為應對變化莫測的未來世界經濟形式，應該有些想象力，多準備幾手，但想補充一點的是，不論世界經濟風云如何變幻，首先要把握住能夠確定的因素，以此為出發點才能成功地應對各種不確定因素。
    權威統計調查顯示，2008年末，中國有72135萬鄉村人口，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42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041萬人。經濟學家樊綱不久前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談到，中國現在還有35%的勞動力是以務農為生。農民現在掙的是農民工的一半，讓他們在現在的工資水平上出來打工，收入就翻番。當農民賺錢與打工仔達到同樣水平，社會剩余10%農民階層，轉移才會停止。
    筆者認為，不論出現什么情況，除非是世界大戰，中國制定眼前的經濟政策也好，制定長遠的發展戰略，策劃未來的結構調整方向也好，都應該從這個確定無疑的基本前提出發，要為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在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已經沒有什么能夠阻擋他們對進城務工，提高收入的向往。而且他們的這種向往是眼下就迫切想實現的愿望，等不得什么轉變增長方式，完善經濟結構。
    從調查情況看，春節返鄉過年的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約占八成，這樣的文化水平很難適應在高技術行業和現代服務業就業的需要，能夠大量吸納農民工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建筑業，傳統制造業以及傳統服務業。
    美國當紅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10多年前發表的那篇有名的《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中認為，亞洲的經濟增長來自于汗水的投入而不是靈感，如果亞洲的經濟增長有什么奇跡的話，那么就在于亞洲各國大規模的經濟動員能力。此話不那么好聽，但不無道理。以往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規模的急劇擴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投入到能創造更多收入的工礦企業。可以說，是靠農民工的汗水，企業得以積累資金去追求技術的升級換代；也是靠農民工的汗水，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傳統的、現代的服務業大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
    當然，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這種那種的結構性問題。究其原因，其中很多也是由于存在大量能夠接受低工資的，等待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許多行業，從全國看已經產能過剩，但地方政府為了給本地農村勞動力創造轉移的機會，在沒有能力建設高水平項目情況下，仍要投資、引資上馬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項目；有了大量能接受低工資的農民工后備軍，企業主很難有提高工資和福利待遇的自覺性，因此社會分配結構不合理；在技術、營銷方面先行一步的境外直接投資者，將從大飛機、高檔汽車到鍋碗瓢盆的裝配線搬到中國后，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特別是廉價的社會福利負擔，占領世界和中國國內市場，往往封殺了中國企業的技術創新和創品牌之路，催生了“山寨版”。
    中國經濟發展還處于工業化進程的中期，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還等待轉移，也就是說，還沒有達到樊經濟學家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到的“劉易斯拐點”。不論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進程能給中國經濟繼續發展帶來巨大的“人口紅利”也好，還是會給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帶來嚴峻挑戰也好，都是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中國經濟決策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的，十分確定的前提。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令農村勞動力轉移進程受阻，中國果斷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力保增長，其中包括促轉型，上水平等目的。但筆者認為，保就業，特別是保住農民工的就業才是根本的目的。危機過后，不論國內外經濟形勢出現什么不確定因素，中國經濟發展的路數，還得以保增長為手段，努力擴大就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因為這是維護社會穩定，能讓國民更快富起來，國力更快強起來的最現實的選擇。至于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也確實不可忽視，有些矛盾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但解決這些矛盾再不能以犧牲農民工的利益，以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為代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