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發達國家的領頭羊——美國，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上達成共識并聯袂出手遏制溫室氣體大量排放，這將是兩國為全人類作出貢獻的典范。

　　奧巴馬政府兩位華裔部長——商務部長駱家輝和能源部長朱棣文昨日一同抵達北京，聯袂訪華，這在中美關系史上尚屬首次。其工作重點可能是討論全球氣候變暖、節能減排以及中美清潔能源技術合作問題。這既是為本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的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做準備，更是為美國總統奧巴馬下半年的訪華計劃鋪路。
　　本來，本月上旬的G8峰會上要討論全球氣候變化及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加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鑒于新疆局勢提前回國，此問題的磋商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
　　其實中國的態度很明確。中國當然同意并主張將全球氣候變化遏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圍內(有科學家提出，努力將全球氣溫上升遏制在比工業化前高出不超過2°C，如果現實可行，那也是不錯的)，但在具體做法上，中國主張：富裕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削減40%，并拿出相當于其GDP 0.5%至1.0%的資金幫助貧窮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這個主張應該說是合理的。
　　今天地球溫室效應嚴重，頻繁出現氣候異常現象，與工業化有很大關系，而西方發達國家則難辭其咎。200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排放溫室氣體，以美國為例，從1990年至1999年，美國排放的碳氧化物占全球總量的30%，以后每年排放3億噸碳氧化物。
　　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完成了，經濟發達了，溫室氣體也大量排放過了，現在回頭來要求發展中國家為減少排放而放棄或減緩工業化步伐，無論從道義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是說不通的。
　　或許可以這樣說，當年人們沒有認識到溫室氣體大量排放的危害性，今天認識到了，就不能為了經濟發展再如法炮制，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要節能減排。可是，美國似乎就無此覺悟。幾年前，美國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其理由一是美國實現《京都協議書》減排目標成本大，會給美國造成40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減少490萬個就業崗位；二是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沒有以某種有效方式參與減排，對美國來說不公平；三是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尚存在科學不確定性。
　　現在談到全球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排放問題，西方各國好像都盯著中國。的確，由于中國工業化發展進度很快，今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溫室氣體最大的排放國。不過中國完全明白溫室氣體大量排放的危害性，明白發展經濟不能走西方國家的老路，因此中國這幾年采取了大量措施，包括大舉投資可再生能源、建設大型核電站等使工業變得更為清潔，更重要的是，從2007年起中國將節能減排列入各級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這項極具中國特色的措施對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很起作用。
　　如果說美國當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受到世界非議，可從美國的角度看，起碼第一點是有點道理的，減排節能最好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而不是對立起來。這在國際合作的情況下是辦得到的。中國有大量節能減排的需求，美國則有先進的清潔能源的技術，不僅能節能減排，而且能促進中國發展，減輕外匯儲備壓力，增加美國就業崗位，達到雙贏。
　　有人認為中國關于“富裕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削減40%”的主張要求過高，40%大大高于以往達成的所有協議。其實具體數字必定是可以談的，但原則——發達國家責任重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技術援助——必須確定。在為了全球的將來、在顧及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中美是能夠達成共贏的遏制全球氣候變化的協議的。實際上，這還非常可能成為中美兩國在近期通過緊密合作并為全人類作出貢獻的典范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