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多家知名網站都轉發最新一期《新周刊》文章：“唐山———悍馬之城”。文章稱：在唐山這樣一個地級市，大街上每天跑的豪車有幾千輛，既有價值近千萬元的賓利、勞斯萊斯，又有價值數百萬元的法拉利跑車，還有像蘭博基尼、邁巴赫、瑪莎拉蒂、保時捷卡宴等豪車，僅悍馬、陸虎就有700多輛，簡直就是一個世界名車博覽會，這樣的狀況，在中國其他城市是不多見的。
唐山在河北，我是河北公民之一，對這篇報道，我反復看了兩遍，按照一般邏輯，“悍馬”是財富的標志，是富有的象征，唐山能夠被媒體冠以“悍馬之城”的榮譽，自己應當感到自豪和光榮。可是，與此相反，我絲毫沒有這樣的感覺，原因是：從財富取得的方式看，像唐山這樣的城市之所以能夠被稱為“悍馬之城”，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鐵礦煤礦等礦產資源，公開數據顯示，2008年唐山市的GDP總量超過3500億元，經濟總量幾乎接近全省的四分之一，說唐山“富可敵省”一點也不夸張。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那些掌握資源開采的個體老板，靠礦產資源迅速暴富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我國礦產資源的低稅率，據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先生2007年6月12日對媒體披露的數據，長期以來，我國資源的稅率還不到德國、法國的1/30。我們國家的礦產資源稅平均為1.18%，而國際為8%，小煤礦生產的煤炭，每噸售價幾百元，卻只交幾塊錢的資源費。當礦產開采行業成為聚集財富的洼地時，各色人等通過各種方式競相進入，其財富來源的公平性就自然很難獲得社會的認可。
從對財富的消費方式看，“悍馬之城”所報道的現象，完全是一種畸形消費、炫耀性消費。據報道中介紹，唐山市有些富豪，花費數百萬元、上千萬元購買豪車，完全是一種心理需求，如有的老板看到別人購買跑車以后，自己和老婆也每人購買一輛，放在門口供村里的人“參觀”；也有的老板，一人擁有三四輛豪車，目的就是為了兜風。這樣的“悍馬之城”，同樣難以引發人們的自豪感。
“悍馬之城”現象啟示我們：在今年國家財政遭遇負增長的情況下，增加財政收入的渠道比較多，既有政府機關減少開支的舉措，也有出臺新稅種的必要。面向富人征稅，利用稅收杠桿調節收入分配，盡管一直爭議不斷，但由此對社會帶來的正面效應必須承認。不久前，政協委員蔡繼明披露：我國0.4%的人掌握了全國70%的財富。這一數據也同樣說明了這個道理。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從縮小收入差距還是從擴大內需的視角來看，用稅收杠桿來調節富裕階層的收入，應當是順理成章的，這和“仇富”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沒有人否認現在是寵富的時代，但是，當一個眾人皆知、被冠以象征著富裕的稱號，但獲得者以及廣大社會公眾，沒有感到其所帶來的自豪感、光榮感時，這個稱號就等于失去了靈魂，“悍馬之城”就是如此。這樣的稱號還是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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