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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02 錢學鋒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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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商務委員會公布了《關于鼓勵跨國公司在京設立地區總部的若干規定實施辦法》，規定跨國公司在京新設立或新遷入地區總部，最高補助1000萬元人民幣，高管人員辦理北京戶口，可不受學歷、年齡等限制（《北京規定跨國公司總部進京最高補千萬》。
考慮到去年10月份以來我國FDI連續8個月下降，商務部正會同發改委、財政部等相關部門研究制定穩定外資的政策措施，北京市此舉可能起到示范效應，或將開啟地方政府新一輪激烈的引資競爭。
長期以來，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以及以GDP為核心的績效考核機制對地方官員施加的晉升激勵約束，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引資競爭。這種競爭，以前表現為吸引跨國公司的生產性投資，而自2002年以來，則主要表現為爭取以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為特征的功能性投資。但不管哪種形式，其本質都是利用政策優惠獲取外資的青睞。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對于中國的技術進步、結構調整、貿易擴張、促進競爭、增加就業以及經濟增長都有著積極的作用。以2008年為例，占中國企業總數約3%的外商投資企業，其工業產值占全國的29.7%，繳納稅收占全國的21%，出口額占55.3%，進口額占54.7%，直接吸納就業4500萬人。但最近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我們對于外資的貢獻可能存在高估和誤讀。由于外資在中國主要是“兩頭在外”的“飛地經濟”，與本土企業并未建立緊密的前后向關聯關系，因而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以及對國民收入的增長作用都很有限，外資對GDP的貢獻僅有統計上的地理意義。人們對蘇州利用外資“只長骨頭不長肉”形象歸納就是最好的說明。
更為嚴重的是，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可能損害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首先，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將會強化內外資的不公平競爭地位。中國內外資的不公平競爭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盡管2008年正式實施的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行了“兩稅合并”，從制度層面規定了內外資企業的同等待遇，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外資偏好，通過多種途徑給予外資明貼暗補，內外資公平地位仍然只具象征意義，以至于導致內資企業的行為扭曲，出現了大量的諸如施恩奶粉這樣的假洋鬼子。因此，金融危機背景下，如果各級地方政府為了保增長而開啟新一輪引資競爭，將會嚴重損壞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其次，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導致了公共品供給的扭曲和資源的配置失當。許多研究已經證明，在晉升競標賽的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員過于關注GDP的增長，忽略公共品供給，從而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結構“重基本建設、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的明顯扭曲；而外資在巨大政策優惠的吸引下，又使得地方政府希望通過打造總部經濟，充分發揮外資集聚的外部經濟效應成為幻想；特別地，各級地方政府由于在引資過程中陷入了“競爭到底”（race
to
bottom）的囚徒困境之中，從而使得各地往往采取以鄰為壑的經濟發展政策，并導致資源的配置失當和嚴重浪費。
最后，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在財政分權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主要追求短期經濟目標，從而也使各地的經濟發展偏向于粗放型的增長模式，不斷爆發投資沖動，而中央為了消除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不得不在宏觀調控上采取相機抉擇，最終導致經濟波動。有研究表明，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對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總需求變動等，都可能加劇這種波動，但這些因素起作用的制度基礎之一則是分權體制本身，而引資競爭無疑是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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