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美國又一次贏得了勝利；中國是時候回頭審視我們經濟體系的深層次問題了，因為，很可能，我們就站在“陷阱”的邊緣。

    連續兩周，美國銀行業爆出重大新聞，先是批準十大銀行提前還款贖身，接著又公布金融監管體系改革計劃。這一切表明，美國并不想沿著國有化的方向走得太遠；他們認為，危機的癥結是技術性的———金融監管體制需要改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又一次在美國贏得了勝利。

    美國第二次選擇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人們對制造這場危機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突生疑竇，美國經濟界掀起了反思的聲浪，因預測這場危機而獲得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格曼撰文《里根干的》指出，這次危機的始作俑者其實是前總統里根和他的過于放縱市場的“去規則化政策”。左翼經濟學家和媒體呼吁政府以投資人的身份更加深刻地介入接受援助的商業銀行和大企業的管理。盡管美國政府的態度暫時還朦朧不定，但很明顯，奧巴馬的經濟援助計劃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悖論。與此同時，能夠迅速調動社會資源救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令整個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美國似乎又一次站在了經濟制度選擇的十字路口。
    第一次發生在上個世紀30年代。那時，整個西方世界經歷著一場嚴重的經濟大蕭條，相反，蘇聯的經濟建設如日中天。兩廂對比，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遭到嚴重質疑。按照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一書的描述，當時有很多人認為，“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已經失靈”，“從大蕭條中走出來的惟一辦法是實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為了挽救經濟，加快復蘇，人們呼吁集權化的經濟管理制度，當時的堪薩斯州州長甚至宣稱：“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但是，美國人最終選擇了羅斯福，而羅斯福最終選擇了市場經濟。按照凱恩斯開出的藥方，他成功地帶領美國走出了經濟蕭條的泥潭，挽救了市場經濟。
    這一次，在經濟危機的關鍵時刻，白宮的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給奧巴馬提供了表情曖昧的經濟援助計劃。有人猜測，此君是“國有化”的支持者，甚至估計下一步的經濟制度可能“向左轉”，政府將作為出資人在銀行的經營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例如限制高管薪酬，介入銀行內部風險管理制度等。
    但是，十家銀行提前還款計劃獲批讓政府曾經曖昧的表情明朗起來：他們要把自由還給銀行和企業。顯然，那位據說有可能成為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繼任者的薩默斯果然如他自己辯白的那樣，他本人并不是國有化的支持者，他所做的“只不過是把所有可能的方案提供給總統，讓他有更多的選擇”。財長蓋特納也不是，他說，如果國有化，我們到哪里去找那么多天才的管理者？而更多的經濟學家則堅持：“國有化并非解決之道，只會扼殺天才，適得其反”。從上周二披露的金融監管計劃細節來看，其主旨是對金融體系進行外部監管，換句話說，政府只是作為市場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主持金融市場管理。
    由此看來，盡管美國自由市場經濟遇到了相當大的麻煩，但他們并不打算改弦更張，迫在眉睫的危險一過，他們立即重新返回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

    我們可能就站在陷阱的邊緣

    當美國經濟界疑竇叢生的時候，我們多少有點沾沾自喜。而這種自我陶醉的情緒正在把我們推向一個陷阱的邊緣。
    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中央政府非常適時地出臺了四萬億的救助計劃，其反應速度之快贏得了世界的喝彩，制度的優越性展露無遺。于是，各種好消息接踵而至：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在我們的觀念里，欠債矮三分，于是在北大，大學生對美國財長的演講發出不屑的嘲笑。更為振奮人心的是，我們的一家國有商業銀行宣布成為世界盈利第一的銀行。而曾經備受關注的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偃旗息鼓了。似乎就在一夜之間，我們徹底忘掉了那些曾讓高層痛心疾首，并以壯士斷腕的決心，不惜血本啟動的國有銀行改革的各種弊病。不是嗎？美國市場化的商業銀行似乎都要國有化了，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還有必要市場化嗎？中國網絡媒體把有關美國金融監管改革計劃的新聞抽剝為《美國金融監管計劃出臺，政府接管金融巨頭》用黑體大號字掛在顯眼位置。而事實上，美國整個金融監管改革計劃的主旨重在外部監管，政府接管大型金融機構只是在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時的應急工具，猶如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宣布戒嚴令。這場金融危機就這樣蒙蔽了人們的眼睛。
    中國的經濟制度真的無比優越，真的不需要認清暗藏的危機嗎？長期以來，中國的金融資源配置渠道問題重重。財政渠道，長期患“投資饑渴癥”，而這種投資的效率和對經濟拉動程度備受質疑，最為可怕的是這種“饑渴癥”可能伴生腐敗對財政資金的吞噬和對國民道德的戕害，加劇社會沖突。因此，這些年來，中國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們一直在和這種“饑渴癥”抗爭，試圖更多地運用市場化的手段(例如銀行、資本市場)分配社會資源。而這次不期而來的金融危機卻不合時宜地為這一“饑渴癥”的大規模釋放提供了空前的合理性。
    再看金融資源配置的另一重要渠道———銀行。中國的銀行體系被頗具民間色彩的美國蘭德公司定義為世界最糟糕的銀行體系，制造了大量的不良資產，一次次剝離，一次次又重新產生。中央高層曾經下決心花錢買機制，對其進行徹底改革。但是這場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扭曲了改革的軌跡，剛剛建立較為謹慎的風險管理機制的商業銀行突然之間瘋狂地競相發放貸款。一季度新增貸款達到4.58萬億的天量，至5月份貸款連續9個月增加，增速創22年來新高。商業銀行體系合理配置資源的能力在一夜之間提高了嗎？這其中究竟有多少流入真正有效率的實體經濟機構？明眼人都清楚，大部分的銀行資金其實就是所謂的配套資金，以政策性墊底，因此無需過多考慮風險(事實上這些風險也不會在短期內顯現)，銀行當然樂得傾情配合，與地方政府合演一場既沒有個人風險又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賬面利潤的“雙簧”。但是，幾乎很難避免，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又會看到曾經重演過多次的情景：天量的銀行壞賬以“政策性”的名義被一筆勾銷。 
    重讀保羅·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很多描述令人不寒而栗。日本為了對付90年代的經濟衰退，出臺了一系列財政刺激政策，政府舉債修路架橋，根本不考慮這些工程的實用價值。這些投資雖然在短時期內創造了就業，但是并沒有帶來持續性的經濟增長。加上后來的人口老齡化，財政負擔加重，銀行壞賬增加等問題，無可避免地陷入了流動性陷阱的怪圈。日本主要的問題，我們今天都在重現。而且，與日本財政部門使用資金的透明度和合理性相比，中國的如何？與日本銀行體系的健康程度相比，中國的又如何？等待我們的會不會也是那深不見底的流動性陷阱？
    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場危機暴露了美國市場經濟制度的嚴重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體制的所有積弊就可以被忽視。或許，中國的問題要嚴重得多。事實上，就連中國持有的那7600多億美國國債也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是可以“不高興”和對美國財長發出嘲笑的資本，因為，那其實和當前很多中國股民節衣縮食省下來卻被套牢在股市的積蓄別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