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樓市“亢奮”，房價一再上揚，重新引發人們對資產價格泡沫的擔憂。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與經濟復蘇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但如果樓市繁榮的基礎并不牢固，帶有某種飲鴆止渴的意味，則可能為將來的危機埋下伏筆。
比之資產價格的泡沫，樓市“亢奮”時期腐敗現象頻發的可能性，同樣為人所憂慮。過去的事實表明，房地產領域已是商業賄賂現象較為集中的地方。在樓價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利益的誘惑很有可能“激活”一些新的腐敗行為，不能不令人多一份警惕之心。
回過頭去看，房地系統、規劃系統的不少官員因為涉及樓市腐敗案落馬，甚至一些淪為階下囚的省部級官員，其犯罪原因，也多與房地產領域腐敗有關。如果說前些年里交通領域是官員腐敗高危之地的話，那么，近幾年來，樓市已然成為官員落馬的重災區。
房地產領域腐敗案件的高發，敗壞了黨風政風，腐蝕了組織肌體，也為房價的畸形上漲推波助瀾，而其社會成本多由普通民眾埋單。故此，民眾對房地產領域腐敗的怨言甚重，對打擊腐敗有著強烈的訴求。
重災區的形成，其背后一定隱含著種種必然的因素。房地產領域資本集中度高，行政審批事項多，利益誘惑大。在此背景下，一些開發商或“投懷送抱”，主動行賄，或在土地市場競爭的壓力之下，被動與權力進行交易。其結果，一些官員與商人狼狽為奸，相互勾結，并形成“多贏格局”之下的利益共同體。
深究房地產行業性腐敗的背后原因，其實并不復雜。北京市海淀區原區長周良洛曾因涉及多項犯罪事實而受到法律的嚴懲。其中，有半數的犯罪問題、合計1500萬元與房地產商有關。事后，辦案檢察官在總結此案時認為，“權力尋租”、“多贏格局”和“一權獨大”是造成房地產領域腐敗案件頻發的主要原因，這個總結是相當準確的。
任何腐敗行為，本質上都是權力在進行尋租，不單房地產領域腐敗案件如此，但在這個領域中，權力的尋租表現得更為猖獗。今年全國兩會前夕，重慶市規劃局原局長蔣勇因受賄1796萬余元，被一審判處死緩，便是權力尋租的惡果。
很多人都清楚，規劃部門稍微變更一個項目的容積率，可能就使開發商增加收入數千萬元，因此，權力的“點石成金”意味非常明顯。由于目前規劃部門的自由裁量權較大，如果官員在誘惑面前不能自持，很容易出現尋租現象。類似的尋租現象在房地產領域頗為普遍，比如市場交易中工業用地違規轉為商業用地，土地市場中通過假招標、假掛牌等來牟取不法收益，等等，皆是“有效”的斂財手段。
有必要指出，房地產行業是個比較特殊的行業，對關聯行業有很強的拉動性。也正因此，經濟低迷時候，政府往往有動力“振興”房地產業。當然，一個健康、繁榮的樓市是為各方面所樂見的。不過，在腐敗利益共同體的私利刺激之下，“多贏格局”也造成了房地產領域腐敗的高度隱蔽性。
一般而言，在房地產業利益同盟的“多贏格局”中，一些地方政府、有關腐敗官員、開發商等都是獲利者。在缺少對權力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在“一損俱損”的共同后果面前，一些官員與開發商之間的利益同盟顯然是比較堅固的。利益同盟往往會利用這個領域當中制度的漏洞以及一些懲罰機制的缺位，大肆掠奪不法財富，大膽侵吞公共資產。
顯然，公共權力能夠有機會尋租，不法利益共同體能夠大膽運作，很重要的原因，還是官員的權力受到的約束不夠，尤其是“一權獨大”的現象還很普遍。周良洛就曾經懺悔與反思，認為“權力集中在個人身上，個人的審批起主導作用，有權人的自由裁量權太大，行使權力過程不受制約”。他的反思點出了房地產領域腐敗頻發的要害所在。
要向房地產領域的腐敗宣戰，最好的武器恐怕就是管好官員手中的權力，使得權力的運行得到有效監督。同時，房地產開發必須執行陽光政策，要建立公開、透明的房地產市場，并實行房地產項目的審批責任制。
房地產領域成為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環節，無疑值得高度重視。在腐敗現象頻發的情形下，專項治理也是必要的。比如今年4月份，監察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再次聯合發出通知，對房地產開發領域違規變更規劃、調整容積率問題專項治理工作作出部署。這種治理行為目標明確，打擊精準，對于遏制房地產領域的腐敗行為，作用亦將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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