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來，多半個中國都在不程度地受到“超高溫”的籠罩，一個個“壞消息”接踵而至：北京創下了48年來6月下旬的最高歷史記錄；河南持續高溫已導致4名老人猝死；石莊市市民不堪“熱浪”襲擊，開始晝伏夜出；中央氣象臺首席預報員何立富表示，未來幾天，特別是京津地區、河北、河南的局部地區，氣溫有可能接近或突破歷史極值……
在高溫肆虐的盛夏，不知道農民工、流浪乞討者等弱勢群體，能否享受到當地政府的關懷？頗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開始關注熱浪中的弱勢群體。譬如，廣東省勞保廳表示，高溫津貼屬于勞動者工資組成部分，企業每年都應按時足額發放。如果用人單位拒絕發放，屬于克扣拖欠工資，勞動者可及時向勞動保障部門舉報投訴。
然而，從以往制度政策實踐來看，類似公共政策近乎每年都在重申，但仍有不少單位我行我素，拒不執行。由此，筆者聯想到，14年前的7月，熱浪灼燒整個芝加哥城，短短4天內就有700多人死亡。紐約大學社會學家肯林堡嚴厲地批評芝加哥與其他城市的官員，“必須將熱浪作為芝加哥的社會災難問題看待。”而如今的芝加哥，只要溫度攀到90華氏度（約合32.2攝氏度）以上，芝加哥義工將不時造訪老人與體弱多病者；如果溫度達到105華氏度（約合40.6攝氏度）以上，全市啟動緊急計劃，所有市政建筑都進入24小時制冷狀態，免費開放供市民乘涼。
高溫不亞于一場災難，這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我們許多的城市管理者并不明白肯林堡理論的精髓——熱浪是一種特別的災難，因為主要針對弱勢群體。
眼下的情況是，對于許多城市居民而言，夏有空調，冬有暖氣，這已使很多人對四季的變化漸趨淡忘；而作為弱勢群體，他們卻無法擺脫一個四季的交替，對他們來說，一年一度的炎熱夏季，或許是對個體生命的嚴峻考驗！
因此，城市管理者不妨借鑒肯林堡的理念，盡快構建國內城市的高溫公共管理應急機制。具體講，首先，政府不但要設立相應的統一協調機構來專門處理此類事件，而且要組織有關專家包括弱勢群體人員，來共同參與修改暫行已經長達49載的《防暑降溫暫行條例》，制定出符合現實情況的相關行政法規，提交人大審議盡早實施；其次，要架構高溫預警體系。要明確界定何謂高溫，包括戶外溫度和室內溫度，并設置相應等級，細化到哪一級高溫時就需要停課、停止戶外作業，提供何種勞動保護等；最后，明確權責關系，引入問責機制。加大對用工企業以及監管者的責任追究，以增強制度的剛性。唯此，才能讓社會弱勢群體，在熱浪中充分享受到“制度性涼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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