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對卷煙產品消費稅作了重大調整，甲類香煙的消費稅從價稅率由原來的45%調整至56%，乙類香煙由30%調整至36%，雪茄煙由25%調整至36%。原來的甲乙類香煙劃分標準也同時進行了調整，原來50元的分界線上浮至70元，即每標準條(200支)調撥價格在70元(不含增值稅)以上(含70元)的卷煙為甲類卷煙，低于此價格的為乙類卷煙。此外，在卷煙批發環節加征一道從價稅，稅率為5%。另有消息稱，白酒消費稅的調整也箭在弦上。
這次煙產品消費稅政策的調整，力度較大，幾類煙產品消費稅的稅率提高幅度較大。一般認為，此項政策將有助于提高國家財政收入，同時對煙產品的消費會起到抑制作用。這只是認識到問題的一個方面。實際上，在中國，消費稅在緩解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比個人所得稅更大。相對西方國家而言，充分運用消費稅進行收入再分配更符合中國國情。
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緩解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通過個人所得稅進行收入再分配是國際上的普遍做法，個人所得稅主要對富人征收。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要考慮稅收征管因素，特別是綜合個人所得稅，對稅收征管的要求很高。有人提出中國應實行綜合個人所得稅，這種看法忽視了稅收征管因素。目前在中國推行綜合個人所得稅還不現實。
考慮到稅收征管因素，中國在加強個人所得稅征管的同時，應進一步改進消費稅制，提高消費稅在收入再分配中的“分量”。有人肯定會覺得驚訝，消費稅屬于流轉稅，而流轉稅的特征是累退的，消費稅怎能在收入再分配中發揮大的作用？
最近30年國際上稅制優化理論的一個重要發現是，不考慮稅收征管因素的最優稅制是不存在的，一個理想的稅制應建立在便利執行的基礎上。而且，目前已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正在考慮重新“重用”包括消費稅在內的流轉稅，增值稅成為當今世界上最流行的稅種便是證明。相比消費稅而言，個人所得稅征管難度較大，尤其是綜合個人所得稅。實際上，同樣在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制也是很復雜的，執行成本也比較高，一般的民眾搞不懂，需要聘請稅收中介代理，這就是西方國家稅務代理比較發達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國，要很好地執行個人所得稅更加困難，因為單依靠稅務部門來管好個人所得稅，有點“難為”稅務部門。這主要是因為，在中國，現金交易非常普遍，要全面掌握個人的所有收入，有相當大的難度，或需要花費相當大的成本。這就是為什么工薪階層個稅收入占總個稅收入比重較大的重要原因，因為工薪階層收入較好控管。而消費稅執行起來比較容易、比較方便，花費的征稅成本低。在中國，緩解居民收入差距，消費稅比個人所得稅更實用。
中國實行的消費稅，嚴格意義上應稱為“特別消費稅”，它不是對所有商品普遍征稅，而是在特定環節選擇對部分商品征稅。如果在消費稅稅制設計中，把所有高檔消費品都列入征稅范圍中，且實行高稅率，這一方面能大量增加稅入，另一方面還能起到較理想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因為，高檔消費品的消費人群一般是高收入者，對高檔消費品課以較高稅率，就能使高收入人群間接負擔更多稅。此次中國對煙產品的消費稅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方向是正確的。被調整的煙產品中，甲類煙的標準上調了，且將其消費稅稅率提高了11個百分點，這已經有了使其發揮收入再分配的“味道”了。
從歷史經驗看，征收消費稅給納稅人帶來的感覺上的“不適”，比個人所得稅好得多，因為它不像個人所得稅對個人征稅那么直接。前陣子，有媒體報道，英國政府擬加征“富人稅”，對年收入超過一定數額的人增加所得稅，上調適用稅率，當時就有不少富人以“要移民”進行回應。
從中國稅制結構角度看，消費稅在稅制結構的地位還較低。在中國，相對其他稅種而言，消費稅的發展空間還很大，消費稅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有待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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