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個人所得稅基本情況》一文中，有關方面認為，“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稅種”，“如果扣除額提高過多，高收入者交稅大量減少，國家財政收入也就減少，國家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以及社保、教育、醫療等支出也都會受影響。”
可是，眾所周知，在當前中國稅收體制下，個人所得稅僅僅占到不足7%的比例（在剛剛公布的《我國個人所得稅基本情況》，這一比例為6.4%），因此，即使有所調整，應該不足以影響到整個民生支出。如果這樣的變化也足以影響民生支出，那就表明，在整個財政支出中，民生支出的比例未免也太低了。
筆者的這一猜測并非沒有根據，據財政部長謝旭人介紹，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于財政總開支的15%。如果考慮到預算外的財政收支，在整個政府實際支出中，民生支出的占比還要更低。
可見，個人所得稅對民生支出的重要性，不過凸現了民生支出過低而行政支出過高這一結構性問題罷了，以維持民生支出為借口，而反對調高起征點，說好聽點是只見芝麻不見西瓜，說不好聽點，不過是一種文字障眼法罷了。
事實上，近年來民生支出確實有了迅速的增長，2009年1-5月，民生支出增長已經占到了財政支出增加額的75%以上，就是這一趨勢的反映。但是，與日益增長的民眾對財政資源使用的關切相比，民眾卻欠缺參與的手段。
在筆者看來，從去年底開始圍繞個稅起征點的爭議，其意義遠遠超出了爭議本身，它反映了當前社會對財政資源使用的高度關切，而在這一關切背后，則是廣大納稅人對公共協商匱乏的焦慮。
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有所回應，如果不能對民眾的關切和焦慮作出適當的制度變革，這一焦點就有可能成為社會對立的土壤和社會不穩定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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