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近期中國的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已形成較成熟的討論稿，并將擇機出臺。國家將加快能源結構調整，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所占比重，逐步淘汰低效污染性能源。

　　這一振興規劃在當前經濟危機的格局下提出，與日本新能源政策的調整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1973年和1978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嚴重影響到日本經濟的正常運行，這使得日本政府從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考慮，制定了詳細的全局性新能源產業扶持政策，最終為日本新能源技術領先全球擴張海外奠定了基礎，并為日本經濟的高能效運行提供了堅實支撐。
　　坦率地說，中國在實施新能源政策方面仍然存在諸多阻礙。一方面，中國處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能源供給容易成為瓶頸，這使得國家在鼓勵新能源的同時，對于打壓低效污染性能源有所顧忌。其次在技術層面，中國更多地是在引進外來技術，而自身缺乏獨創性。這也恰恰顯示本國新能源政策是相關人才培養方面的缺乏。新能源政策應該是一種包括人才培養、相關研究機構的積極培育、企業投資層面的產業政策引導以及消費者層面的鼓勵在內的綜合性措施。
　　在對新能源的生產與消費上，政府需要擺脫計劃命令型的產業指導，而將大部分精力放在產業的整體約束性條件的調整上，剩下的交與市場資源自主配置。因為直接規劃容易陷入政策誤區，而不顧及新能源類企業的現實利益考量。目前，因為技術等原因，新能源當前的投入與產出實際情況是，其發電成本高于傳統性火力能源。為了讓新能源企業有足夠的市場環境生存并發展下去，必須給予其稅收優惠和補貼，以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能源企業的發電成本，提高其與其他能源的競爭能力。
　　但在中國當前財政赤字上揚的局面下，給予新能源企業相應的稅收優惠甚至補貼，很容易遭受更多阻力。從日本的成功經驗對比看，真正能引起社會資本向新能源傾斜的產業政策仍然是實質性的利益引導，即在實際的減稅與補貼上下功夫。在新能源企業與傳輸媒介電網等的利益分配上，應該向前者傾斜。如日本政府甚至規定部分電力公司必須完成相應的新能源采購額度。未完成定額又拒絕改進的甚至會被處以罰款。這一強制性措施無疑給當時處于成長發育期的新能源企業很多穩定的生存空間。
　　在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層面，相應的經費投入是必需的，不然難以突破當前國內新能源技術缺乏的困局，而通過外部引進技術則面臨高成本與技術壁壘的問題。日本在早期新能源規劃中即對相關的人才培養高度重視。與之對比的反面教材是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里根總統，因為縮減新能源的研發經費而備受指責。同期，美國私營部門對于新能源的研發與投資則因為聯邦政府的不作為而下降得更為明顯。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美國在新能源技術上的領先進度。
　　另外，在消費者層面，可以嘗試通過直接補貼等方式，對消費方進行引導。如日本在1997年至2004年即對用于住宅屋頂上的太陽能電池板安裝工程投入了1230億日元的輔助金，直接讓眾多消費者受益于消費補貼，最終拉低了市場價格并回收了成本。從消費方著手也有利于新能源概念的普及，打下新能源消費的民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