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會議上，廣東省有關部門明確，將在年內試點政策性租賃房制度，解決既不符合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享受條件，又買不起商品房的“夾心層”群體的住房問題，并力爭到2011年在珠三角地區全面推行。這是廣東省響應建設部“鼓勵各地探索建立政策性租賃房機制，以使我國住房保障分層體系更為嚴密”的號召，積極推出的重要舉措。
    按建設部對保障性住房的制度設計，低收入家庭可以住廉租房和購買經濟適用房，中等及中低收入家庭可以購買限價商品房，高收入家庭可購買商品房。但不符合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規定的，以及不能買限價房或者商品房的家庭則成為“夾心層家庭”。有鑒于此，建設部副部長姜偉新今年1月在全國建設工作會議上表態，鼓勵各地進行建設政策性租賃房的探索。
　　保障性住房體系不忽略“夾心層”，當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事實證明，“夾心層”比能享受最低社會保障的貧困階層生活更為窮苦。因為他們上不能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獲得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下不能在社會救濟中分一杯羹，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因此，解決住房難問題不能完全通過逐步擴大最低保障的供應范圍和數量解決。“夾心層”的住房保障同樣迫切。
　　滿足各層次低收入人群的需求是必要的，但嚴密的住房保障體系是否需要包括如此之多的層次，或者說，在諸多層次之間應如何加強管理，尚有待商榷。就目前來說，廉租房、經濟適用房、政策性租賃房、雙限房、單位自建房、商品房，已經有六個層次，倘若加上身份未明的小產權房，則各種優惠政策、適用范圍、產權制度之下的住房種類達到七種之多。多層次的住房保障是好，但倘若針對每一個收入層次的居民或租、或購的住房需要，都設立一套相應政策，各層次之間缺少統一而嚴密的審核標準和退出機制，則各層次之間的涇渭很容易成為社會福利漏出的豁口。全國各地關于開名車住經濟適用房或轉租經濟適用房充當商業用途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退出機制尚未真正見效之時，雙限房、政策性租賃房又接連推出，倘若在每一個名目下都有一套監督機制，那么管理成本就必定被推高，公共福利流失的可能性就必將增大。
　　很顯然，無論是個人還是家庭，其收入水平都處于變動之中，這不僅由人的生命周期決定，也與個人的先天稟賦、后天努力以及時運境遇相關。而家庭的收入水平之變動，隨時改變著個人或家庭在住房保障體系中的適用范圍。無疑，規定越少，標準越成體系，管理起來成本就越低。事實上，無論是“雙特困戶”、“困難戶”、“低收入家庭”還是目前政策著力解決“夾心階層”的住房困境，都可以納入同一個函數進行理解，其中的自變量都是收入水平，而因變量則是政府補貼的程度。因此，要實現令我國住房保障體系更嚴密的目標，只需要建立一套與收入水平相關的累進補貼制度，而要保證這一保障體系不發生福利耗散，也只需建立一套收入審核機制和退出機制。
　　打通保障性住房層級，建立統一的收入審核體制，除了可以減少行政成本，壓縮尋租空間外，還有利于政府動態掌握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變動情況，并根據其具體需要，適當調配其補貼水平。而且，廉租房和政策性租賃房也無需分別建設。因為當政策性租賃房的住戶因經濟條件惡化而適用廉租房的補貼標準，或廉租房的住戶因收入提高而適用政策性租賃房的補貼標準時，都只需要讓他們在原居所按新標準交納即可。對住戶來說，也省卻了遷徙的費用。
　　在這方面，廣州市政府關于經濟適用房“租售并舉”的改革方案，可謂走在前面。據報道，2007年廣州市人大代表陳怡霓等已經提出了“夾心層”的居住困境，同時指出經濟適用房往往因為“經濟了富人，窮人仍然買不起”而備受爭議，為此提出改變經濟適用房全部出售的方式，將一部分面向低收入者出租。對此，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反應積極。須知，一旦經濟適用房可租可售，就兼具“政策性租賃房”的職能，這也說明了打通保障性住房層級，建立統一的管理體系具有可行性。
　　住房商品化改革劍指匱乏，住房保障體系的建立劍指貧困。我們期待以扶貧濟難為最終目標的低收入群體救助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這將成為社會保障體系的根本，而附麗于其上的才是多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