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既有產能過剩，又有產能不足。壓縮過剩產能，彌補不足產能，才能實現平衡。中國居民消費不足，就要提高消費能力；農民消費水平低下，就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后來的實踐充分證明這一預見是完全正確的。
　　如今，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國內也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一是“速勝論”——“‘4萬億’投資力度不夠，需要進一步加大投資力度”；二是“自由論”——“‘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只能讓市場自由調整”。筆者則認為，應對此次金融危機也將是一場“持久戰”，在這個過程中，“市場”與“政府”兩只手都不可或缺。
　　在危機面前，中國政府并沒有驚惶失措，而是穩扎穩打，初步樹立了戰勝危機的信心。4月16日發布的一季度經濟運行數據顯示，工業增加值和居民收入在增長，但幾個關鍵指標依舊偏冷。如，GDP同比增長6．1％，低于上季度的6．8％；進出口總額大降24．9％；CPI和PPI多年來首次在季報中雙雙“告負”；社會零售總額僅增長15％，為近年來最低；新增就業人員162萬人，同比減少21萬人，僅完成全年目標的18．0％。帶動經濟增長的依然是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大增28．8％。
　　應當看到，此次危機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固守“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必然結果；是二戰后以美國為首建立的世界經濟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其后來取消美元與黃金掛鉤等措施與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矛盾交織并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是人力、自然資源、技術、資金等要素在全球化條件下重新配置及各國經濟發展階段、結構、價格等極不平衡的結果；是發達經濟體以虛擬經濟極度繁榮為支撐的國民生活極度奢侈與社會福利化無限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經濟也沒有倒退，只是外貿在短期內陡降，從而導致國內產能過剩問題凸顯、增速降低。全球經濟泡沫被吹大到極點，商品價格漲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又一下子跌到“谷底”，使中國企業的經營短時間內處于窒息狀態。待“高價庫存”得以消化，經營策略實現調整后，內銷比例大于50％或外銷產品是生活必需品的企業，一般都能恢復生產。
　　然而，中國經濟的深層矛盾是自身固有并長期積累的矛盾。4萬億投資是一劑“猛藥”，卻是一劑“西藥”而不是“中藥”，只能“解表”而不能“治本”。政府加大投資、給予信貸支持可以使工廠不至于倒閉、增速下降不至于過大，可以減少失業工人，但過剩產能仍然存在。
　　刺激內需也是一劑“西藥”。政府出錢刺激本來就存在的需求早日實現，從消費角度看，是“寅吃卯糧”，滿足了當下的急需，卻必然也會減少未來的消費需求。
　　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有保有壓”的方向是正確的，是“治本”之策，但落實情況有待觀察。尤其是對“落后產能”并沒有具體標準，銀行信貸支持政策與產業振興計劃、中央政府的宏調規劃與地方政府的微觀政績等很難協調一致。
　　“西藥”能救急，“中藥”管長遠。要“治本”、“治根”，還需要“中藥”。“中藥”的治療機理是：“病”是身體內在的不平衡所致，把“不平衡”給治“平衡”了，“病”也就痊愈了。中國經濟既有產能過剩，又有產能不足。壓縮過剩產能，彌補不足產能，才能實現平衡。中國居民消費不足，就要提高消費能力；農民消費水平低下，就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居民需要的，市場能提供的，政府不管供給，只管市場監理；市場不能提供的，政府要供給，即公共產品。政府的功用與調節市場的方法是：1．市場給了的，居民買不起，就從市場上找政府的原因。政府從中謀利了，就要退出，減少市場成本；政府沒有從中謀利，則可以從兩方面努力：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促進市場供給者盡可能降低價格。2．市場沒有或很少供給的，居民有需求，政府就要幫助供給商提高供給能力。3．市場有供給，居民不愿意消費，政府只能壓縮低質產能，促進高質、有需求的產能提高供給能力。4．市場有供給，消費有需求，但違背社會公德、妨礙社會秩序、影響身心健康、浪費資源與能源或屬于奢侈消費的，政府必須有導向性的消費調節政策。5．市場沒有供給，民間有潛在需求，則要靠商務人士發掘。如3G無線上網及增值服務等。6．政府只能是節約消費、保守消費的代表，絕不能引領社會時尚與高檔消費、奢侈消費。
　　除“外貿依賴癥”外，中國目前最大的五大消費領域也需要用“中醫”、“中藥”的方法來調理。
　　1．住房問題。商品房價格高，居民需求大卻買不起。在泡沫期，開發商花了高成本，現在成了“沉沒成本”。存量房產賣不出去，就沒有資金開工新的項目。開發商如能獲得新的貸款，提供合理成本（政府退出土地財政、房產開發財政）與低價格新房源，用適銷新房源的獲利彌補以往的虧損，才能啟動住房消費。這項工作，我們并沒有認真去做。
　　2．轎車消費。轎車消費在中國，有其特殊性。一是石油乃稀缺資源，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國，石油資源支撐不了轎車在中國的普及。二是中國公路建設跟不上轎車普及的速度。三是中國城市的土地面積支撐不了轎車的普及。因此，不能無限制地盲目發展家用轎車產業。
　　3．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中國居民的剛性需求。但是，政府對高教支持力度（不足GDP的4％）始終小于國際平均水平（占GDP的5％—8％），18—22周歲的適齡人口入學率仍然在25％以下，且高校欠債高達2000多億元。金融危機帶來大學生就業難，對高校擴招與擴能無疑是雪上加霜。同時，高校的改革與開放，始終沒能提上議事日程。這將決定中國未來人力資源的品質與素養，如果得不到高度重視，還何談“軟實力”？據統計，2008年中國高收入人群不是文化、科技、教育工作者，而是公務員，這種導向顯然需要調整。
　　4．衛生醫療。如果沒有國家有關研究機構課題組提出“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結論，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很難受到現在這樣的重視。這次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案可謂精心設計，回歸正常軌道。
　　5．農村消費。中國農村消費水平要比發達城市落后十年以上，潛力巨大，但不能僅靠政府補貼來挖掘。政府要致力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引導全社會的資源流向農業、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