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波茨坦大學的研究人員日前作了一個對比，發現碳排放權交易的重要形式——清潔發展機制（CDM）在新興工業國中國和印度出現了不同發展趨向。中國的CDM還局限于大企業圈子，而在印度已經變成一種新的民間管理形式，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推動力。不光是CDM有區別，在場內碳交易和碳融資方面，印度也走在了前面。作為發展中國家真正的場內碳交易，印度目前已經有兩個交易所推出了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包括多種商品交易所(MCX)推出的歐盟減排許可（EUA）期貨和5種核證減排額（CER）期貨，以及印度國家商品及衍生品交易所(NCDEX)2008年4月推出的CER期貨。在碳融資方面，印度國內也已經形成了較為寬松優越的環境，有力支持了印度本地CER的產出。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印度簽發的CERs與中國簽發的CERs相比往往有2～3歐元溢價。價格差異反映了兩國CDM環境的不同，是國際買家基于商業伙伴的可信度以及監管程序的可預期性等諸多因素所作出的評價。與印度活躍的場內碳交易和碳市場氛圍相比，作為全世界第一大CER供給國，中國雖然在2008年成立了天津、北京和上海三個環境交易所，但真正的碳排放權交易產品還遠未提上日程，環權交易目前還停留在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COD）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權交易的小范圍試驗，民間參與度也遠遠不夠。距離“十一五”規劃中所提出的節能降耗目標之間似乎缺乏切實可行的實施路徑。
　　有意思的是，同為《京都議定書》簽約國中的非附件1發展中國家，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在京都第一階段（2008－2012年）不承諾具體減排指標，從理論上說，中國和印度等國所產出CER的最終目標都是出口，其需求對象是來自國際市場的買家。非附件1國家由于沒有明確自身的減排目標和步驟，談不上基于此上形成來自本國的碳需求，何況是建立國內碳交易市場了。但是，為何印度能夠在尚且沒有國內碳現貨市場的情況下，率先形成碳衍生交易產品和市場？這點顯然值得考慮。筆者認為，印度的實踐可能有三點重要啟示：
　　第一,印度金融機構的深度介入。CDM機制設計之初只有“雙邊項目”，即買賣雙方采用共同開發的方式來完成碳減排額的簽發。但是，世界上從2005年起出現“單邊項目”以來，印度就采取了“單邊碳策略”，把注冊成功的CDM項目所產生的CER存儲起來，以供未來使用或出售，借此控制市場波動和降低減排成本。這種不同以往的CDM機制設計本身與其發達的現代金融體系密不可分。中國的金融系統目前還沒有把環境權益作為金融機構可以投資的產品，而印度金融機構的介入則十分深入。比如，銀行直接購買交易所開發的標準化產品，或者銀行為企業提供貸款，將開發CDM的收入作為現金流和未來還本來源之一。
　　第二,印度民間力量充分參與。首先，印度企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一方面，企業可以得到銀行信貸支持開發單邊CER，另一方面企業自身也愿意承擔部分前期開發的成本，包括協助開發機構的費用和去聯合國申報的風險等。最后獲得已經簽發的CER，其交易價值遠遠高于那些準備去登記注冊的CER。在兩家碳交易所成立后，產自印度本地的CER在市場上流通，形成了比較充沛的供給。碳融資來源的多樣化，是印度碳市場建設民間性的一個重要反映。與此同時，印度各種環保NGO組織也推動了環保行動公民化的導向。一個重要表現是，印度等CDM東道國比較重視社會和環境效益，大部分CDM對當地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改善帶來了一定積極影響。
　　第三，國家對整體環境風險的計算和控制的戰略選擇。盡管單邊項目與CDM機制的設立初衷，即推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資金和技術以促進減排的目標有所背離；而且后京都市場規則尚未確定，大量單邊項目積累會加劇市場風險，但是印度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大量民間組織基于自身判斷，仍然選擇介入并承擔風險，其場內碳交易能夠推出并保持一定成交量，這是市場的選擇。從更深層次看，還這與一個國家對整體環境風險計算和控制的戰略選擇有關，與該國的企業對環境風險預測和把握的意愿及能力有關。
　　在全球處在經濟危機和氣候危機雙重壓力的重要時點，如何將壓力轉變為革新的動力可能成為各國抓住下一次起飛機會的契機。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已將氣候問題作為區別兩黨政治立場的底線，美國聯邦和區域碳交易體系，以及新能源環保產業，正在成為促進支撐經濟復蘇和振興的重要增長預期。面臨短期增長壓力和中長期經濟結構調整的中國，能否在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中闖出一條新路，將是決定未來中國能否持續發展動力的關鍵。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印度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