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美國的一個民間組織檢測出了包括強生在內的多個嬰兒產品含有有毒物質，一時間，國內很多消費者產生了憂慮。但是，之后國內質檢部門和藥監部門卻公布了兩個不一致的檢測結果，一個認為強生產品不含有有毒物質，一個卻說強生的個別產品含有有毒物質(3月25日《東方網》)。

　　政府數據“打架”帶給公眾的困惑非止一起，在房價檢測領域、稅負測算領域，都曾經曝出數據相互沖突乃至自相矛盾的現象，讓公眾云里霧里，不知其所以然。
　　其實，基于調研樣本、范圍及時間段等不同，政府監管部門數據“打架”自有其可解釋之處。問題在于，反復出現的數據“打架”讓公眾易生疑問：究竟是自己或媒體過度“解讀”了相關信息？還是信息因種種先天缺陷，相對缺乏中立性和客觀性？
　　相較于社會瞬息萬變的事態變遷和結構變化，在某些政府部門傳統的社會管理、公共政策和統計口徑中，相關信息能否得以足夠的反映和表現，確實是存疑的公共議題。其技術應對及管理思維的滯后，不僅會造成信息傳播紛亂狀態下的公眾恐慌，也會引發政府監管的信息通道堵塞。
　　同時，一個更加現實的憂慮是，在當前行政體系運行的格局下，“數字出政績”和“政績出數字”常常是互為正反面的利益共同體現象，基于學理認知和日常經驗，公眾與輿論不得不對迷信數字和技術手段的行為抱有警惕。強生嬰兒產品的“有毒”與否，對生活于食品安全危機頻發的情況下的公眾，有著最為真實的直觀判斷和感受。無論是媒體行使輿論監督權利的不斷發問，還是民眾對現實環境的感受和評價，必然成為終極判斷標準之一，這是任何技術手段都不能夠替代的。如果某些政府部門對輿論報道及公眾感受抱有成見，動輒以“辟謠”或對公眾解釋抱持不屑一顧的輕慢與冷漠，輿論與公眾就有權懷疑，這究竟是官僚積弊的習慣性發作使然，還是隱含了更復雜深層的利益糾葛因素，導致數據被層層過濾以致異化。
　　不怕政府數據“打架”，就怕數據不客觀。建立信息的暢達通道，形成信息的社會共享，才能讓公眾了解事實真相，監督企業行為監督政府履責，保證公眾深度參與食品安全及其他公共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