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不管涉及多少方面，根據各個地區(qū)的實際情況，分別確定個稅的起征點，已是當務之急。就稅制結構來說，也有調整降低整體稅負的必然性。個人所得稅本來就沒有什么保證財政收入的功能，我國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yè)稅、企業(yè)所得稅等主體稅種的基本稅率都高于國際可比水平，依靠這些主體稅種，中國財政收入已經有了非常可靠的保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幾天前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直在努力阻止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提高”，而且逐一“批駁”了要求提高起征點的理由。
　　這個態(tài)度，是否就能代表其所屬單位的傾向？我不免懷疑。如果確實可以代表的話，這是令人驚異和費解的。這種努力，究竟代表了一種怎樣的關切！
　　這位研究人員反對提高起征點的理由之一，是個稅納稅人“工薪者占30％”，比例不高，不能有效擴大內需。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提高起征點，可以降低納稅人的總體稅負，增加其個人可支配收入，肯定可以提高有效需求，且不論能提高多少。問題是，即便暫時提高不了內需，就不該提高起征點么？
　　其實，恐怕根本就沒有幾個人會真的認為，提高起征點能刺激內需。拿內需說事，是選錯了靶子。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高低的標準是什么？
　　“起征點”不過是個俗稱，準確的說法是“免除費用額”。它的意義在于，不讓個人所得稅影響納稅人以及所贍養(yǎng)的家庭人口的基本生活。免除費用額的標準，正是納稅人和其所贍養(yǎng)的家庭人口的月生活費。
　　二十多年前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時候，國內居民的起征點是800元，彼時大部分人的月工資不過幾十元，800元的起征點是足夠了。現在，個人的收入當然增加了不少，可是，生活費似乎漲得更快，比如房價和房租、食品的價格、車票價格都翻了幾番。現在的起征點2000元，在一些小城市尚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靠2000元維持日常生活，實在是夠嗆。再說，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水平應該是不斷提高的，起征點應該把這個考慮在內。
　　所以，至少，在較大的城市，提高起征點是必要的，客觀地說，在這些地方，個人所得稅已經影響了不少納稅人的基本生活。至于擴大內需，更是緣木求魚。
　　這位研究人員反駁的理由之二，是如果提高起征點，將“大幅度降低個稅征收額”。這個理由更奇怪，個人所得稅本來就沒有什么保證財政收入的功能，不過是為了社會公平而已。我國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yè)稅、企業(yè)所得稅等主體稅種的基本稅率都高于國際可比水平，很少有國家在征收較高增值稅等間接稅的同時，還征收較高的企業(yè)所得稅等直接稅。換句話說，依靠這些主體稅種，中國財政收入已經有了非常可靠的保證。最近幾年財政收入的超常規(guī)增長，使得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提高，國民收入過快向政府集中。
　　財政收入有較大幅度降低的必要，這也是保證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戰(zhàn)略考慮。盡管當前有金融危機的沖擊，財政有增加支出之必要，可是，這一方面可以通過發(fā)行國債等間接手段來解決，另一方面，這是非常時期，不是常態(tài)。就稅制結構來說，確有調整降低整體稅負的必然性。
　　該研究人員反駁的理由之三，是“提高個稅起征點并不能有效解決貧富差距”。這就有點可笑了，有多少人認為單憑一個起征點或者個稅，就可以有效解決貧富差距呢。如果可以的話，那么，在個人所得稅制度比較完善的美國，應該早就沒有貧富差距了。
　　不過，不能不承認，適當提高個稅起征點，將大部分窮人置于個稅之外，確有緩解收入差距之效。而讓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有所提高，是檢驗一個社會公平的標桿之一。
　　這位專家還說，把焦點集中于起征點，將為未來實行分類和綜合征收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埋下禍根。這就有點危言聳聽了。難道因為未來要實行這個“相結合”，就可以容許現在的起征點侵蝕人們的基本生活？將來實行新的征收辦法，自然應該有新的起征點的規(guī)定，到時候再確定不遲。但不管怎么規(guī)定，保證個稅起征點不影響納稅人的日常基本生活，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不該變化的。
　　據我所知，這個相結合的辦法，已經熱鬧討論了好多年，至今也沒見到實行的苗頭。因為現今國人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復雜，我們的稅務機關即使配備了高科技設備，恐怕也沒有能力把這些渠道弄清楚。
　　最后，這位專家還說，要“暗暗使勁”，“提高稅收能力”。可是，我們的稅收能力，已經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包括這個起征點就屬于這位專家說的“暗暗使勁”之列，繼續(xù)使勁的話，公平恐怕就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因此，個稅改革不管涉及多少方面，根據各個地區(qū)的實際情況，分別確定個稅的起征點，已經是當務之急。我相信，絕大部分地區(qū)將在現有水平上有所提高。就連稅收主管部門負責人都出面澄清誤會，認為起征點有提高空間。作為研究部門，為建立更公平和諧的社會計，就別再做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阻止”性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