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是否能夠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果美國在新能源和生物醫藥領域內的勞動生產率真的持續增長，全球性的結構調整，包括中國的結構調整，就會被推遲。不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無論是新能源還是生物醫藥，其對人類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不會超過信息技術革命。中國恐怕還得主要靠啟動內需來消化產能。

　　如果說最近的這場經濟危機與歷史上的經濟危機有什么不同，在我看來，“中國因素”就是一個最大的不同。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此深入地參與過全球化進程和全球制造業的重新布局，而且這個全球化的新伙伴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如此之大，其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如此之多，其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但又只能有一個匯率……這么多因素的時空交匯，在人類歷史上會不會再有第二次，真的很難說。
　　在這次危機來臨之前，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把冷戰時期的舊詞翻撿出來，稱中美之間形成了所謂“金融恐怖平衡”。其實，金融的恐怖平衡背后是經濟的恐怖平衡。一般來說，國家越大，貿易依存度越低，而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遠遠高于其他大國。中國的國內消費增長乏力，消費占GDP的比重現在連40%都不到。為了推動經濟增長，中國持續地加大投資，由于國內消費不足，實際上是歐美發達國家在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
　　在看待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時，不能忘記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一些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大規模的農民工開始進城務工，而之前的農民工規模并不大。農民工規模在迅速增長，但其工資水平在1994年至2004年間幾乎沒有上升，成為中國制造的產品維持低價的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個變化發生在1996年，這一年中國城市開始了激進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大量國有企業富余勞動力被下崗分流，加劇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對工資也形成了向下的壓力。而對于進入到競爭性行業的進城務工人員和城市低技能勞動者來說，勞動權益的保護和社會保障顯然比較欠缺。這些因素既導致中國城市收入差距進一步上升，也加劇了內需不足的局面，同時，也是維持中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從2001年開始，借助于加入WTO的機遇，中國的外貿盈余明顯增長，2005年之后，貿易盈余增幅又有所加大。巨額的外貿盈余又轉化成了外匯儲備。到2008年末，在中國將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有大約65%被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其規模相當于美國GDP的三十分之一。中國成了美國國債的最大買主，以至于美國人驚呼，從來沒有一個窮國成為美國這樣一個富國的最大債主。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相當于增加了美國的貨幣供給，為維持美國長期的低利率和美國人大量借貸消費創造了條件。
　　中國人儲蓄并且生產，美國人借貸并且消費，這樣的經濟恐怖平衡有沒有其合理之處？我的答案是“有”。回過頭來看歷史，美國儲蓄率下降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那是冷戰后期里根政府開始著手推行“星球大戰計劃”的時代。盡管“星球大戰計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實施是有爭議的，這個計劃對于美國經濟到底產生了多大的影響也不確定，但是有一點無可爭議：美國在那之后進一步確立了全球創新領導者的地位。特別是1995年之后，美國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也帶來國民收入的持續增長，當一個人預期自己的收入將持續增長時，他會怎么做？當然是借貸消費，欠下的債以后還。偏偏美國的金融市場發育配合了這種趨勢，成就了美國人的夢，更不用說在國際上還有像中國這樣高儲蓄率的國家將自己的錢借給美國了。
　　那么，中國有沒有錯？我看也沒有。買美國國債的不只是中國一家。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新興工業化國家都積累了大量以美元計算的貿易盈余，再加上石油輸出國也持有大量美元，大家都去買了美國國債或其他美元資產，助推了美元資產的上漲。問題是，美元資產的上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美元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有關？如果美國的勞動生產率上漲趨勢可以長期維持，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將錢借給美國人，就可以獲得高回報，相當于借助資本市場分享了美國經濟增長的成果。這從本質上來說沒有什么不對。有人可能會說，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在最近這些年比美國還快啊，而且美國的利率很低，投資于美國不合算啊。可是，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是靠投資推動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并沒有轉化為居民收入的增長，相反，自1996年以來，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還有明顯的下降。算來算去，老百姓為了應付未來所需，只好節衣縮食，少消費，多儲蓄。另一邊，高收入者雖然“不差錢”，但其邊際消費傾向卻很低，“有錢沒處花”。居民儲蓄快速增長，直接導致中國進口相對增長較慢，最后轉變為巨額貿易盈余，然后再靠買美元資產來保值增值。如果美國勞動生產率持續增長，那么，“恐怖平衡”就沒什么不好，問題出在網絡泡沫破滅之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速沒有之前快了，美元資產的價格逐漸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泡沫最終破滅了。
　　那么，在經歷了最近的經濟危機之后，全球經濟能否擺脫“恐怖平衡”？當資產市場上的泡沫被擠掉之后，是否全球經濟會形成新的“恐怖平衡”？關鍵還在于美國是否能夠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世人普遍將希望寄托于新能源和生物醫藥。如果美國在這些領域內的勞動生產率真的持續增長，我看全球性的結構調整，包括中國的結構調整，就會被推遲。道理很簡單，如果美國人繼續借貸消費，中國人能通過出口掙錢，那還有多少動力來啟動內需？不過，我的預期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無論是新能源還是生物醫藥，其對人類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都不會超過過去的信息技術革命。如果這個判斷是對的，那么，中國恐怕就不得不靠啟動內需來消化產能。不過，消費的增長不可能太快，那么，中國經濟就可能進入一個相對的低增長期。當然，要獲得高增長，也并不是沒有希望，中國潛在的增長動力還是要到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的集聚發展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