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十大產業振興之后需求在哪里？筆者認為,需求振興的出路在于分配,而分配決定于既有的經濟增長路徑和模式。

　　總理坦言今年保8有很大的難度,而保就業難度也不小。大家可以想一想,5年前,我們大概實現一個8％左右的增長速度,就基本上能穩住就業,而現在我們GDP增長掉到10%以下似乎就過不了日子了,而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2%到3%的GDP增長,就能保證充分就業？為什么？這意味著,過去5年,盡管我們實現了總量的超高速增長 （令世界驚訝的10.2%的年增長率）,但結構卻沒有調整到位。
　　超高速增長得益于重化工的超常規擴張,資本密集程度越來越高的產業結構,吸收不了太多勞動力 （中國目前工業化率達43%,遠高于其他國家完成工業化時的水平,其中重化工業占整個工業比重不斷上升至70%以上）,制造業現在占GDP的50%左右,但是帶來的就業只占勞動人口的25%。
　　因此,生產率的飛速提高無法同步轉化為勞動收入的提高,也就難以轉化為消費和購買力的提高,反過來就推高儲蓄。與此同時,居民儲蓄所占份額進一步萎縮,政府和企業份額在擴張: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從1997年~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 重 從10.95％上 升 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和國企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30％。
　　政府和企業拿了越來越多的錢,只能做投資,形成產能,國內消費不了,就只能賣到國外去,形成順差。所以,高儲蓄必然高投資,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做高儲蓄。周而復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垮了,這個循環就難以為繼了。通過產能清洗、政府債務上升等來消滅高儲蓄,恢復平衡,整個國家財富將為此付出代價。
　　重化工雖然帶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加速,但把一個高達51.2%的儲蓄率、43％的投資率的結構甩給了我們;把一個占GDP10％的順差甩給我們,把一個升值壓力與日俱增的人民幣匯率甩給了我們;把一個受資源、環境和市場約束越來越強的中國制造甩給了我們。所以,只要投資掉下來,增長速度掉下來,就業的壓力就凸顯出來,要保就業、保增長,就只能增加投資。
　　回過頭來看,以重化工主導的增長勢頭實際上使中國走向了另一條路——是向增長傾斜,而不是重視就業。這與以民生改善為導向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危機對中國造成了巨大沖擊,是壞事,某種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們理清了一些最近幾年爭論得似是而非的東西,中國到底應該走什么樣的增長路徑。
　　越來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識,支撐中國過去3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國在全球勞動力套利的優勢,2002年整個中國制造業每小時的平均報酬僅0.57美元,即便最近幾年漲了一倍,事實上也只是美國同期每小時報酬21.40美元的6%。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也是很大的。中國制造業工人每小時的報酬是墨西哥和巴西報酬水平的50%,只是日本和歐洲標準水平的6%。中國所需要的是勞動密集型增長,而不是勞動節約型增長。就業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
　　要現這一目標,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資源向私人資本和中小企業傾斜（解決就業的根本在于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并支持它們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要向現代制造業的價值鏈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這樣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中國有最大的市場,最強的制造能力,最龐大的官方儲備,但缺自主的知識產權、技術和標準、物流服務,更缺的是一個合理有效的市場化資金配置體系。
　　中國如果抓住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機遇,加快對國內經濟體系進行銳意改革,減少壟斷、放松行政管制,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到那時,也許我們不再需要保9保8了,5%的GDP增長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實現人民財富的極大增長和社會的和諧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