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國家應適時開征遺產稅。”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金異建議有關部門應盡快將開征遺產稅提上議事日程，盡快起草、制定遺產稅法，遺產稅的起征點適當定高一些。(3月16日《深圳商報》)

　　事實上，征收“遺產稅”當然是調節貧富差距的一種途徑和手段。但是，放在當下貧富差距日益彰顯，社會公平日益失衡的背景下，恐怕還不能僅僅指望靠征收“遺產稅”來調節。不難設想的是，假如在巨額財富的積累期沒有有效的調節機制，而全部寄望于“遺產稅”的征收來調節貧富差距，顯然將有極大的遲滯效應，甚至完全可能遭遇“遠水不解近渴”的尷尬。從這個角度來看，真要著力于求解日益凸顯的“貧富差距”問題，其實更應在高收入階層所得稅方面加強監管。而現實中，相比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高收入富人其實恰恰游離于稅收的監管之外。相比“遺產稅”，加強對于高收入群體的稅收監管，提高超高收入群體的所得稅率，對于調節“貧富差距”其實更具針對性，也將更為有效。
　　此外，假如稅收調節“貧富差距”僅僅被聚焦于“遺產稅”等策略，而從富人那里多征得的稅收卻并未被用于補貼窮人的話，其實并不足以真正實現調節“貧富差距”的目標。事實上，稅收的本意也更多在于“濟貧”，如何把從富人那里多征的稅用于公益和社會保障事業，讓它們更多地惠及低收入人群，從而補足最貧困群體福利這條“短板”，其實更加重要。因此，調節“貧富差距”，在征收遺產稅這一之外，多征的稅收如何更好地被用于“濟貧”，顯然更需有所承諾并逐一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