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與幾位地方黨政官員討論失業農民工問題時，就是否應給農民工失業救濟等問題發生了爭論。官員們基本一致的觀點是，農民工失業了，就應回家從事農業生產或回本地創業，在城里呆著是不明智的，無論輸入地還是輸出地都很難為這些農民工發放失業救濟。而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和有害的，對那些在城鎮從事非農生產多年的農民工顯失公平。
　　我們知道造成當前失業農民工不能享受基本社會保障的根本原因，是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這種以農村戶口或城鎮戶口為標志的制度，把一國公民劃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群體。凡是屬于農業戶口的人就是農民，哪怕他們在城鎮從事非農工作多年也只能稱為農民工。只要是農民工，就很難享受基本的社會保障，甚至失業了也不能納入城鎮人口的失業保障體制。他們的一切社會保障都與打工地沒有關系，都是戶籍所在地的事情。而那些勞務輸出省也會以這些人不是城鎮戶口而不給他們基本的生活救濟。人們給出的基本理由是，這些人在農村還有土地，他們可以靠這些土地生活，土地才是他們最低的生活保障。
　　事實上，現在許多農民工已屬于新生代的農民工。這些稱為二代農民工的群體，他們從校門出來后，就外出打工，基本上沒有在農村從事過非農生產，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因土地承包合同關系在農村沒有得到土地，哪怕有些人分得了承包地，也由于人員增多等原因而少得可憐。長期以來，由于制度設計方面的問題，他們除了在顯失公平的勞動制度下出賣勞動，基本上沒有享受任何社會保障。在經濟狀況還好、有工可打的情況下，沒有社會保障可能造成的傷害尚不明顯。當遇到目前這樣的經濟危機造成了大量的農民工失業時，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就日益表現出來。其中惡果之一就是這些失業的農民工，由于沒有能夠享有基本的社會保障，特別是不能享受基本的失業救濟，只得離開打工多年的城鎮回到已陌生的農村，尋求那少得可憐的土地的保護。然而，已習慣打工生涯的二代農民工們，已無法長期生活在這無地可種、生活艱難的家鄉了。盡管他們知道外面的世界雖然精彩而無工可打的城鎮生活十分艱難，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選擇了離開家鄉和親人，不遠千里來到了他們長期打工的城鎮，尋求出賣勞動的機會。
　　現在的情況是，這些已經涌向了城鎮的農民工，還有一部分人沒有找到工作，而且基本生計已發生了很大的困難。他們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在車站碼頭夜宿，有些不得不躲進橋洞避雨，有些不得不在城郊空地上搭起窩柵度日。盡管每天都在工地或廠區尋找打工的機會，盡管每天都以失望而結束，但他們堅持著。因為他們堅信，經濟會好的，打工的機會也會有的。因為總理都說了，只要有信心就有希望。然而，對于他們的苦難，有些人不僅沒有基本的同情心，反而說他們不夠理智。有的人甚至指責他們在沒有把握找到工作的情況下盲目流動，現在是自作自受。更為惡劣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不僅沒有想辦法解決這些暫時沒有找到工作的外鄉農民工的生活困難，反而為了所謂的城市環境和社會穩定，采取各種手段企圖將他們趕出本地。
　　在我看來，給這些暫時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基本的失業救濟，不僅體現了各級政府執政為民的政治理念，而且事關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如果今天我們還以是否有城鎮戶口來劃分人們是否可以享受基本的社會保障，那么我們就無法解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如果今天我們還找不出理由為失業農民工發放基本的生活救濟，那么我們就無法回答農民工為中國社會創造的巨大財富到哪里去了。可以說，憑著中國目前的財力，給這些生活在貧困中的農民工失業救濟，不是能不能為的問題，只是想不想為的問題。至于某些地方官員擔心對農民工的身份如何認定、救濟發放如何操作等問題，更不是什么技術難題。如果輸出地或輸入地政府對誰應該出錢來救濟農民工這一問題還爭論不出答案，上級政府也就沒有理由對此推卸責任。無論如何，先拿出錢讓失業農民工維持基本生活總是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