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中，雖未見使用“民工”一詞，但關于“流動人口”、“潛在的過剩人口”的描述和理論分析卻不少見。(《資本論》第一卷第728、725頁)馬克思所指的這部分人，大體上相當于我國今天的“民工”。盡管制度背景和歷史條件不同，但馬克思筆下的“流動人口”與我國今天的“民工”，其存在狀態和運行機理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正因為如此，不妨把他們都簡稱為“民工”。
如何分析今天的“民工”現象，如何對待“民工潮”，人們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有人頌揚其為社會轉型的必然潮流，有人詛咒其為涌向城市的一股禍水。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我國城市就業壓力加大，解決大學生和農民工就業問題正成為政府工作的首位。如何破解“民工”這一龐大群體的就業問題是很值得深入思考的。我認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能站在城市利益的立場上就事論事，必須站在全社會利益的立場上用大視角來觀察和分析。這方面我們不妨學學馬克思當年是怎樣看待“民工”的。
我國今天“民工潮”中的弊端和造成的社會問題，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的“流動人口”中，幾乎都存在。《資本論》中關于這方面問題的描述是非常詳盡具體的。“由于資本和勞動的大量流動，一個工業城市的居住狀況今天還勉強過得去，明天就可能變得惡劣不堪……衣衫襤褸的愛爾蘭人或者破落的英格蘭農業工人就會像蝗蟲一樣成群地涌來”。“他們是資本的輕騎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里，時而調到那里。……這是一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他們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他們扎營的附近地區”。在這些人中大量產生“粗野的放縱，漫無節制的尋歡作樂和極端傷風敗俗的猥褻行為……幫頭常常在下流酒館里暢飲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歸，左右各由一個彪悍的女人攙扶著，走在行列的前頭……”。從以上引證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當時“民工”的生活狀況描寫得真可謂淋漓盡致了。
馬克思盡管歷數了“民工”中存在的眾多缺點和問題，但他絕不是以一種“貴族”式的眼光鄙視、譏諷、挖苦他們，把他們當作“下等人”和“社會渣滓”來對待，而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透過紛紜復雜的社會現象，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分析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揭示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這種高屋建瓴、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分析方法，至少可以給我們提供如下幾點啟示：
第一，不能脫離社會背景孤立地看待“民工”問題。隨著工業革命和機器大工業的節節勝利，大批農民游離家園，流向城市，是一種必然現象。我國現在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的工業社會轉變，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大批農民涌進城市和工業領域，具有必然性，不管它暫時產生多少陣痛和負面影響，其歷史進步意義將永載史冊。
第二，必須站在客觀規律的高度來認識“民工”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開宗明義：“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通過對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種存在形式的分析，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我們研究今天的“民工”問題，也不能停留在就事論事的表象描述上，而應上升到理性的認識，注重揭示客觀規律，在實際工作中按客觀規律辦事。
第三，要看到貧富差距過大引起的社會后果。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則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資本積累的對抗性質，將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雖然還談不上階級對抗問題，但民工微薄的收入、惡劣的工作環境、受歧視所忍受的煎熬，與老板、包工頭、大款、吃回扣者以及貪官的腰纏萬貫和奢侈豪華所形成的鮮明對照，已極富風險性。我們不能無視這種矛盾的積累和激化，應采取積極化解和防范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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