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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大危機需要新思路、新戰略。要徹底破解中美經貿關系迷局,雙方需要徹底的、多層次的、互利的解決方案。或許,美國經濟學家Prasad提出“大談判”（Grand
Bargain）的思路值得我們借鑒:中美之間應該就最核心、最深層次的問題集體談判,用一攬子相互承諾來確保雙方在損失最小的情況下盡快走出危機。這可能涉及一系列利益交換。
美國新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首次出訪選擇東亞,而非傳統盟友歐洲或者戰略要地中東,這說明東亞地區已經成為新任美國政府外交戰略的重心,而中國可能成為重中之重。
在經貿領域,希拉里要與中國政府討論的核心問題是清晰的:中國如何應對次貸危機沖擊,并如何參與全球救援與國際貨幣體系重建;中美貿易、人民幣匯率與貿易保護主義;中美之間的資本流動,尤其是中國是否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等。不過,由于這三個問題盤根錯節、彼此關聯,而且涉及中美的政治博弈以及討價還價,希拉里顯然無法就這三個問題與中國政府達成原則性共識,現實的結果是雙方明確提出這些問題,并建立一個持續討論的制度性框架——這框應該是中美經濟戰略的對話機制。在各自經濟增長率下滑的前提下,中美之間就經貿問題的討價還價必然是一個長期而痛苦的過程。
事實上,在如何應對次貸危機問題上,美國和中國是全球范圍內針對次貸危機沖擊采取措施最快以及措施力度最大的兩個國家。在貨幣政策方面,美國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水平上,并通過數量寬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資金,可以說貨幣政策已經寬松到無以復加之地步;而中國央行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也大幅降低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以及人民幣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并且取消了針對商業銀行的貸款額度控制。從2008年11月起,國內貸款額度連續飆升,2009年1月更是達到1.6萬億人民幣的歷史新高。在財政政策方面,布什政府推出了7000億美元的問題資產紓困計劃、奧巴馬政府通過了789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國政府也于2008年11月出臺了4萬億人民幣的投資方案。相比之下,歐洲、英國等其他重要國家出臺應對方案的時機與力度都稍遜一籌。
在中國如何參與全球救援與國際貨幣體系重建的問題上,中美之間分歧并沒有世人想象的那么大。一方面,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國家,美國并不愿意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根本性改革,因為這可能危及其領導地位。而以中國目前的狀況,尚不具備法、德、英等發達國家那樣向美國叫板的實力。中國只是會提出修補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而非如歐洲國家那樣提出一個全新的、系統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對IMF是否增資上,中國要求將增資問題與IMF的份額重新分配結合起來。中國向IMF提供資金的條件是中國在IMF中份額顯著上升,以反映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而在這一點,中美之間沒有原則性沖突。美國在IMF中的份額與美國經濟的相對地位是相稱的,目前份額過高的是歐洲國家,重新分配份額的結果很可能是中國獲得歐洲國家出讓的部分份額。
中美貿易問題將是長期困擾兩國政府的一大難題。民主黨傳統上是美國制造業藍領工人的代言人,出于政治考慮,他們不得不為本國制造業利益奔走呼吁,這也是“購買美國貨”條款出臺的一大背景。美國財長蓋特納上任伊始就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反映出奧巴馬政府將在匯率與中美經貿關系上大做文章。而次貸危機已經給中國經濟造成顯著沖擊,出口行業不景氣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已經加大了中國國內的就業壓力,為防止失業加劇對社會穩定的沖擊,中國政府當然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一旦中美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掐起架來,結果可能兩敗俱傷。
中國是否為美國融資的問題也迫在眉睫。一方面,美國需要以中國為代表的外國央行的支持,因為增發美國國債是唯一對美國本國經濟增長沖擊最小的融資方案。如果外國央行拒絕購買美國國債,則美聯儲被迫成為國債的唯一買方,而這意味著貨幣超發、惡性通脹與美元貶值;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發現,購買美國國債的風險越來越大。美國政府大量增發國債將造成中國持有的存量美國國債的市場價值大幅縮水,而美國政府印刷鈔票、制造通脹來轉移債務負擔的做法將導致美元貶值,從而使得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面臨滅頂之災。在這個涉及美國能否迅速走出危機、以及中國政府能否保證國民財富安全的問題上,雙方短期內很難達成實質性協議。
大變局大危機需要新思路、新戰略。要徹底破解中美經貿關系迷局,雙方需要徹底的、多層次的、互利的解決方案。或許,美國經濟學家Prasad提出的“大談判”（Grand
Bargain）的思路值得我們借鑒。這一思路是,中美之間應該就最核心、最深層次的問題集體談判,用一攬子相互承諾來確保雙方在損失最小的情況下盡快走出危機。這可能涉及如下利益交換:就美國而言,向中國擔保美國國債市場價值不會大幅下降、美元不會破壞性貶值;停止所有貿易保護主義行為;美國居民開始調整自己的舉債消費行為;就中國而言,在美方提供可置信擔保情況下,可以進一步購買美國國債;大力刺激居民消費,大力發展服務業,增強人民幣匯率機制彈性,緩解內外經濟結構失衡。
在國內外經濟增長乏力、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的前提下,相互指責相互掐架要比相互體諒相互合作容易得多。能否在合作協商的基礎上從危機中恢復并從根本上解決全球失衡問題,取決于兩國政府的大勇氣與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