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擴大內需，一些官員和學者都在爭當“聰明的一休”，從消費券到房屋券，從恢復“五·一”長假到取消帶薪年假，從分國企股票到分外匯儲備，不一而足。近日，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王雨本又獨辟蹊徑地提出要興辦適度規模的國企來配合宏觀調控拉動內需。

　　王教授認為，既然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都沒有放棄對金融系統的國有化，我們在危機時刻更需要興辦適度規模的國有企業，因為國有企業會很聽話地配合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還可以增加社會產品、擴大就業和吸引人才。
　　如果單純從國有化和私有化的角度來看，王教授提出的應重視國有企業的建議有其價值。羅馬俱樂部在2004年出版的《私有化的局限》報告中有分析稱，極端的私有化由于缺乏嚴格監管和民主監督，帶來效率改進的同時也帶來了公平的喪失，而且如果自然壟斷演變為商業壟斷，私有化后效率也并沒有提升。因此，能否將效率和公平同時最大化，是衡量企業好壞的關鍵。
　　如果從配合宏觀調控拉動內需的角度看，王教授的建議可以說是錯上加錯。經濟高速增長和寬幅周期性波動，一直是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經濟的顯著特征。本世紀初以來，由于私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改善，才使中國經濟保持了高增長和窄波動的局面。至于近期中國經濟的下滑，是過度倚重房地產和出口的經濟結構問題，而不是企業性質的問題。
　　實際上，有些國有企業還可以說是宏觀調控的絆腳石。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說，中國經濟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冷熱不均的二元經濟，在經濟過熱時，緊縮政策壓縮的只是民營中小企業，而國有企業由于有政府和銀行的兜底，越是緊縮得到的資源相對越多，會繼續保持過熱，延誤宏觀調控的進程。在經濟過冷時，國有企業和銀行迫于種種壓力可能會配合宏觀調控，但一方面，這種配合也許名不副實，比如最近銀行貸款的猛增，并沒有照顧到中小企業和農民，而且貸款總量中票據貼現的離奇增長，也表明銀行在完成任務同時對于安全性和流動性的渴望，虛增的貸款增長只會給宏觀調控帶來誤導。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率先加大投資拉動內需，但拉動內需最根本的是要拉動消費，因為投資最終都要面對消費。靠聽話的國有企業在危機時拉動內需保了增長卻有可能調整不了結構，而且會讓經濟結構更加失衡。
　　目前看來，西方國家對金融機構的國有化舉措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銀行惜貸現象并沒有緩解，政府的注資有的還被管理層拿去發獎金和分紅。拉動內需最本質的要求，還是要完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即使短期內無法解決，但起碼出臺的措施要惠及于民，在危機時只有這樣才能喚起民眾比黃金還重要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