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廣州地鐵老總、現執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盧光霖，14日說了一個頗有爭議的觀點:現在的經濟形勢下，大家有工作就行了，別這么多要求了，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資標準了，最低薪水應由市場決定(2月15日《新快報》)。

    不容否認，對于最低工資制度，自其誕生之日學術界就存在爭議。反對者中有個代表性的理由:因為要根據制度，按時足額支付受最低工資制度保護的低收入工人的工資，企業負擔就會加重，就可能會以減少雇傭工人數量來應對，到頭來卻讓更多人失業。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盡管反對聲不斷，由于要綜合考量員工貢獻、企業效益等綜合因素，至今為止仍然沒有一個經濟學家能拿出證據，哪怕僅僅是一個經濟模型來證明最低工資制度對就業存在負面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國各地執行的最低工資標準，仍然徘徊在一個僅能滿足勞動者溫飽需求的較低水平。比如筆者有一名同學，畢業后在廣州每月拿780元的最低工資，不用聽他訴苦就知道這點錢意味著什么。因此，與其說向員工支付最低工資是企業在承受負擔，倒不如說這是一種占用社會資源后必須支付的最低成本。
    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很多企業主內心幾乎都存在一種原始沖動:不花一分錢就能讓員工為其創造財富。當然，就算完全交給市場，資本這種無本萬利的理想也很難實現(大學生“零工資”就業例外)，但是假如失去最低工資制度保駕護航，加之勞資關系不平等，勞資信息不對稱，資本就會像一匹脫韁野馬一樣，肆無忌憚地降低勞動者工資，從而讓他們原本就可憐的基本權益喪失殆盡。
    其實，盧光霖“把最低工資交給市場”的建議再次印證，最低工資制度的利弊之爭歸根結底是“公平與效率”之爭。我們知道，市場并非萬能，尤其指望現有勞動市場對資本良心進行調節更是天方夜譚;勞動者取得報酬，使用報酬度日、養家糊口卻是基本權益，關乎社會公平。所以筆者認為，取消最低工資制度難以換到“效率”，卻極易犧牲“公平”，斷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