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無聲息，但卻愈演愈烈。春節剛過，在人們的驚愕中，中國已面臨罕見的春旱威脅。據報道，特大旱災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陜西、甘肅7個小麥主產省份。從去年10月下旬以來，很多地方連續100多天沒有下過一場像樣的雨雪，其中一些地方的冬小麥面臨絕產危險。而從2月8日各地的報告情況看，旱魔的“勢力范圍”仍在擴張——江西鄱陽湖遇干旱、湖南長沙旱情達特大旱標準……（2月9日《法制日報》）

    從“秋冬連旱”到“冬春連旱”，從“罕見旱情”到“一級預警”，牛年春節以來，旱魔正以驚人的速度一步步升級。據國家防總辦公室統計，截至2月6日，全國作物受旱面積1．61億畝，加上去年冬天三北地區干封地面積1．40億畝，目前全國耕地受旱面積3．01億畝，比常年同期多1．11億畝，有437萬人、210萬頭大牲畜因旱發生飲水困難。在抗旱過程中，一個問題漸漸凸顯：那就是我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嚴重“透支”，導致許多地方抗旱行動無法迅速有效展開。
    一面是干旱日益嚴峻，一面是雜草叢生的水溝、垮塌淤塞的渠道、年久失修的排灌機埠……作為農業“命脈”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普遍超期服役、帶病運行，盡顯疲態。在一些地方，水利基礎設施“留不住水”，成為這些地方抗旱中“最頭疼和無奈的事”。因而，即便是“水鄉澤國”的湖南、江西，也同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水危機”。當“50年一遇”的特大旱情不期而至時，盡管各級各部門“高度重視”，不惜消耗大量的人力、資金和能源，比如調動大量的抽水機來抽水澆地，或臨時打井開發水源，卻常常是“捉襟見肘”，力不從心，收效甚微。
    造成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的原因，一是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國家對水利設施的投入過多地青睞大江大河，許多地方用于抗旱水利工程的投入，還停留在“一畝地一元錢”的低水平，致使許多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無法承擔特大干旱風險；二是有限的資金沒有管好、用好，在很多時候成了一些領導裝扮門面、應付評比的政績工程；三是農村實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農田水利灌溉以小農小戶為主導，集體經濟的管水組織不復存在，“重建輕管，重用輕護”現象比較突出。特別是取消農民“兩工”制度后，少見農閑時組織勞動力對農田水利設施進行整修；四是種糧利益低下導致農民不愿意進行水利投資，也難以投資……
    除此以外，人們對預防旱災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眾所周知，水災、雪災、火災等災害，往往來的快，去的也快，且一般發生范圍不會很大。而旱災雖然沒有地震那樣的山崩地裂，沒有洪災那樣的驚濤駭浪，也沒有火災那樣的熊熊烈焰，在一般情況下也不會造成人員死亡，但受氣候變化的影響較大，同時人們在“不溫不火”的災情面前，容易滋生靠天等雨的意識和松懈麻痹的思想，以“不會死人”而能“捱”則“捱”，這些都直接影響到了抗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抗旱工作的投入。
    罕見的旱災讓我們猛然清醒理解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它暴露出來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嚴重“透支”——水資源的粗放利用問題，不僅給國家“四萬億”投資計劃提了個醒，也為農業可持續發展敲響了一記警鐘。如果掉以輕心，將直接威脅著我國的糧食安全和群眾生活。面對如此嚴峻的情勢，加大對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投入，及時還清歷史上的水利建設欠賬，完善抗擊旱澇災害的能力，做到未雨綢繆、心中有數，不僅事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事關農業和農村現代化，事關全面小康、改善民生與和諧社會構建，事關國家糧食安全，也事關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
    讓人欣喜的是，中央政府高度關注此問題，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去年底，隨著中央4萬億元經濟刺激方案出臺，并在年前先期下達1000億元的投資，水利部表示將安排30億元用于糧食主產省208處大型灌區的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新近出臺的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明確提出了“兩個大幅度”的要求，即大幅度增加對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專項資金、大幅度增加對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的投入力度。
    期盼各級地方政府此次旱情為警示，盡快建立長效機制，把加大農業水利基礎設施投入當作“四季歌”唱響、唱好，真正擺脫“靠天吃飯”困局，增強農業、農民和農村的抗災能力，確保糧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