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形勢之下，中央果斷提出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應對危機。按照傳統理解，積極財政政策所指的也就是要擴大財政支出規模。然而，從廣義上看，既然財政的概念不僅限于財政支出，積極財政政策的范圍也應當不僅限于擴大財政支出規模。
　　現階段，擴大公共投入規模與減稅都應當屬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體現，兩者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刺激經濟的考慮。然而，從具體操作層面上看，擴大公共投入規模與減稅又構成一對矛盾。一方面，如果片面強調要擴大公共投入規模，客觀上要求國家財力增長最大化，而國家財力增長最大化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就是稅收最大化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如果片面強調要通過減稅來增加經濟運行中的活力而犧牲必要的稅收增長，國家也不可能有足夠的財力來加大公共投入。
　　不難看出，在當前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挑戰的大背景之下，我們既不能夠無節制地強調擴大公共投入規模，也不能無節制地強調減稅，我們所要強調的應當是“保增長”的最大化。明白了這個道理，筆者認為，為了貫徹好積極的財政政策，今后一段時間應盡可能做到以下三個方面的“適度”：

　　財政支出的適度增長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要體現財政支出的適度增長。固然，刺激經濟要增加公共投入，但增加公共投入絕非意味著可以盲目“燒錢”。事實上，增加公共投入必須要確保相關項目能夠帶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至少能夠帶來公共利益正值化而不是“打水漂”。按照國務院的要求，中國將在兩年內采取10項措施，投資4萬億元人民幣，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項目，包括建設新的鐵路、地鐵、機場和四川地震災區的重建工作，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雖然投資的大方向是對的，但要具體落實還需要對項目有所選擇。否則，再投入多少個4萬億對刺激經濟來說也是不夠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刺激經濟不僅要靠國家的投入，也要創造條件充分利用各種民間力量。在擴大財政支出方面，國家最近花錢比以往稍許大方一些。例如，成都、杭州等地向低收入群眾發放購物券，這些花銷實際上就是由地方政府“請客”。又如，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的《汽車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從200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國家安排50億元，對農民報廢三輪汽車和低速貨車換購輕型載貨車以及購買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車，給予一次性財政補貼，而國家財政將為此安排50億元預算支出。此外，按照今年一號文件的要求，2009年要在上年較大幅度增加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補貼資金。增加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

　　稅收增長的適度

　　積極的財政政策就要體現出稅收增長的適度。現在，民間要求減稅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官方對減稅的呼聲卻很不以為然。各自有各自的道理。很簡單，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決定嘴巴。有報道說，針對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財政部某位官員最近表示，這是一個“餿主意”。財政部這位官員的此番表態至少說明了這樣一種傾向性，就是 “錢多了不扎手”。當然，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現在的大道理就是要“保增長”。為此，在減稅與不減稅之間的選擇不應當是非此即彼為前提“質”的選擇，而是一種兼而有之為前提“度”的選擇。事實上，盡管步履維艱，但稅收工作在近一個時期還是與“保增長”的努力大體合拍。例如，在稅率經過大幅度下調之后，證券交易印花稅目前已經由雙向征收改為單向征收。又如，根據國務院1月14日通過的《汽車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對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減征收車輛購置稅。此外，按照國務院的要求，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允許企業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的增值稅，等等。

　　適度的財政赤字

　　積極的財政政策也離不開適度的財政赤字作為輔助手段。一般來說，財政上出現赤字終究不是什么好事情，特別是在具有量入為出傳統的中國。但量入為出只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我的理解是，量入為出應當是支出水平與收入水平大體相當。在平常情況下，我主張支出不高于收入，能夠做到略有盈余最好。可是，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巨大壓力之下，現階段財政支出略高于財政收入。適度加大公共投入意味著需要花錢，適度減少稅賦則意味著“進項”有限。“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也只能是應急之舉，長期下去終究會顧此失彼。形象地說，“補西墻”歸根到底還是要靠自己燒更多的磚頭。從這個意義上講，要確保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落到實處，今后一個時期，國家預算中的財政赤字適度增加一些也是可以容忍的。為此，有關部門可考慮適當加大國債發行力度，以平衡財政赤字。
　　在今后一個時期，面對著全球金融危機，我們必須貫徹積極的財政政策。為此，不僅要促進財政支出適度增長，而且也要力保財政收入也要適度增長，甚至還要容忍可能出現的財政赤字適度增長。只有這三個方面都能夠做到適度，其中的某一方面所承受的壓力才能夠不致過于沉重。至于這個“度”要怎樣選擇，其實也很簡單，這就是怎樣有利于“保增長”就怎樣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