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中國曾遭到過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不恰當指責，稱“中國高儲蓄是世界金融危機根源”，而剛上任的新財長蓋特納更是火上澆油。在最近提交給美國參議院的書面證詞中，蓋特納給中國貼上了“匯率操縱國”這個標簽。對此，多數論者從危機責任這一角度展開反駁。事實上，責任誰屬自有公論，匯率領域正本清源的舉措才是更好的回擊。

　　穩定匯率仍為中國首選

　　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中國要實現匯率和金融市場完全自由化，需要非常精細復雜的經濟金融體系作為制度配套。在中國的資本市場、貨幣市場仍處于發育期的階段，實行資本控制和利率管制是理性的和必要的。特別是在目前國際金融體系頻繁動蕩的階段，中國貿然放松金融管控將可能不僅給中國自身，而且給世界帶來新的災難。
　　中國宏觀經濟的有關數據顯示，2008年開始，經濟減速、貿易回落、消費滯脹等已經開始顯現，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一輪調整期。宏觀的財政刺激和微觀的支農惠農等政策都表明，中國希望以內需啟動來漸次替代外需。已有學者評估，“如果中國的財政刺激政策能夠成功地將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恢復到2003年的水準，同時使投資比重保持在2004－2007年的水準，則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會消失。”這當然是非常理想的情境。不僅中國可以擺脫以貿易“吸金”的指責，且可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平穩轉型。
　　但或許多數人會忽略，在這一情境實現之前，中國外貿部門其實仍需要一個平穩的匯率環境支持基本生存需要，惟其如此，“成功過冬”的外需部門才可能“向內轉”。

　　深化合作可消除歧視

　　當然，中國政府已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投入了頗多心血，例如，多數人都注意到，與人民幣匯率掛鉤的“外幣籃子”種類其實已較改革之初豐富得多。但在下階段，中國也需要為充分排除誤解，在深化國際協作方面多下工夫。
　　首先，可考慮對“外幣籃子”的構成與比例進行更及時、更公開地調整。隨著貿易伙伴國序列的變動、對外經貿交易權重的調整，我國也宜從需要出發，提升或者降低某一外幣在人民幣匯率掛鉤“籃子”中的比重，并在調整過程中保持足夠的透明度，這將更有助于外部理解人民幣匯率走向理由。
　　其次，可考慮將匯率、利率、就業率等指標正式納入宏觀調控目標集合。此前，我國政府多采用以內部經濟指標影響匯率的方式，以致將匯率調控目標虛化，外界無從了解中國的真正利益訴求，以致將所有國際間的不利波動統統歸咎于中國。宣示中國經濟調控目標，將有助于明確政府間協作的希冀并消除誤解。
　　最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濟增長方式“向內轉”、外貿出口能力收縮的同時，也宜適度提高“中國需求”的吸引力，以適度轉移外部對中國出口以及人民幣匯率等具體問題的關注。例如，中國本輪經濟刺激計劃中對醫療保健與教育支出上升將可能意味著將來對美國教育、德國醫療、法國交通、日本環保、西班牙節能等產業的潛在需求大幅上升。從此出發，我們有必要告訴世界，中國決非意在以操縱匯率獲得蠅頭小利，而是在推進脫胎換骨的新經濟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