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將在倫敦召開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二次G20會議,與2008年11月15日的G20務虛會議不同,市場對即將召開的倫敦會議充滿了期待。
　　但是,據相關人士透露,這場世界對其充滿未來期待的會議,將討論一個過去的話題,那就是“危機根源”問題。
　　話題存在這樣一個背景,就是即將卸任的美國財長保爾森和還將繼續擔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近期暗示,危機的根源,在于東亞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凈儲蓄,在于歐洲的結構性問題,唯獨沒有美國自身的問題。這種奇怪的邏輯是:次貸危機的根源在于全球經濟失衡,而中國等東亞國家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成因,美國次貸危機被歸結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這種對危機根源的推諉有可能成為流行的國際話題,而推諉的結果,極有可能是中國在更大程度上為次貸危機擔負罪名和埋單。
　　按照該邏輯,中國被定義為“危機根源方”,有人士認為,這會弱化中國在危機過后的全球格局調整中的戰略角色。分析人士指出的潛在危害主要有二:其一,是潛在的外匯儲備價值貶損,主要是美元可能存在無序性貶值,這將貶損中國龐大外匯儲備資產的購買力,而如果中國,尤其是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被定義為危機根源,這種潛在的貶損有可能會得不到國際同情;其二,是在危機過后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中,倡導國際貨幣多元化的中國,并努力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努力可能會被弱化,尤其是中國缺失像美歐一樣巨額的黃金儲備。
　　在保爾森發布其危機根源論后,中國有關機構進行了強有力的回應。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稱之為“強盜邏輯”。而一位與美方有接觸的人士則對本報記者直言,“這次感覺美國是陰謀陽謀一起來了”。在本報本組專題中,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也認為,這場危機根源的爭論已經不只是一場學術之辯。
　　我們無意于非學術的爭辯,在學術和理論上回答了危機根源問題,即是對無論是“強盜邏輯”還是學術邏輯最好的回應。
　　我們觀察到,即便是美國人也并不對保爾森和伯南克的“過剩儲蓄論”、“中國責任論”感冒,該邏輯的一個核心要點,是中國過多的儲蓄,在2002年到2007年間壓低了美國的利率,并引發了資產泡沫,造成了危機。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泰勒的理論研究尤其具有意義,他是著名貨幣政策范式“泰勒規則”的提出者。“泰勒規則”認為,真實利率的上漲程度必須比通貨膨脹率更高,這樣才能壓制通貨膨脹,在考慮到產出增長率等因素后,利用設定的長期通脹目標,可以前瞻性地預期“理論上合適的利率水平”。
　　在新近泰勒教授和約瑟芬·史密斯合作的論文中,他們依據“泰勒規則”建立了2002年至2006年間美國短期利率的最優值,發現美聯儲實際上在2002年就應該采取加息措施,而這拖延到了2004年,這期間聯儲利率只保持在1%的低位,大幅偏離利率最優值,到2004年美聯儲加息之前,偏離幅度約在300個基點,即便到2004年開始加息,幅度進程之慢,到2006年美聯儲才加息到和“泰勒規則”利率最優值相符。
　　另外,對有邏輯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資金壓低了美國長期利率的“格林斯潘之謎”的問題,兩位教授在論文中則給出了另外的解釋,他們認為,低通貨膨脹率是對低利率的反應,卻產生了未來更低通貨膨脹率的預期,考慮到對長期通貨膨脹率的預期,收益率曲線向下移動。也就是說,市場相信他們能掌控通貨膨脹,但問題是,大部分投資者（包括美聯儲）是著眼于商品與服務的價格,而不是房屋的價格,房屋資產價格并不在美國貨幣政策考慮范圍之內,而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兩位教授的解釋,從理論上指出,中國并沒有錯,是美聯儲在2002年到2006年期間過分壓低利率使然,再加上糟糕的失去監管的美國金融體系,危機的根源我們已熟稔。
　　本不多言,但在保爾森和伯南克的邏輯中,東亞“過多的儲蓄”如果還帶來責難,則更無太多道理。不提文化的原因,東亞首先是試圖吸取199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才積累外匯儲備,而當年危機的直接原因即是美歐對沖基金。如果從學術的角度來說,觀察中國這一輪過高的儲蓄增長,會發現這并不是中國居民儲蓄的增長,而是繁榮經濟周期帶來的企業和政府儲蓄的增長,這是一個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并不具有長期性。
　　很顯然,美聯儲和糟糕的美國金融體系是危機的根源,視野更寬廣的話,根源是建立在二戰后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不合理框架之上的美國模式,這一不合理的框架實際上在過去60年一直沒有根本改觀,當前的產業、經濟、金融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權利和義務極度不對等的美國化。
　　只有在清晰認清危機根源的基礎上,才能尋找出危機的應對和發展方向。對于美國而言,到了我們重新審視和反思美國模式的時候了,也到了美國應當進行較為充分的結構性改革,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的時候了。對于中國而言,如果改善自身在國際產業、貿易和金融分工中的地位,如果切實擴大內需,規避潛在的重大風險,并戰略性思考危機后國際格局的演變方向,則是題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