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談起愛國，往往會聯想到金戈鐵馬，血灑疆場。實際上，在和平年代，愛國就體現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當中。愛國不僅是一種信念，更是一種行動。當前，在中國經濟面臨著來自國際國內的嚴重困難和嚴峻挑戰之時，積極消費就是愛國。（《瞭望》1月12日）

    當前，消費遲遲難有起色，確實包括“文化傳統、歷史沿襲、思想意識、經濟體制”等原因，但最根本的還在于老百姓的荷包并不是那么豐實，而且對后路的顧慮尚未出現根本性逆轉。
    長期以來，我國的消費經濟由城鎮居民挑起了絕對的重頭，農村市場則受制于農民收入水平。雖然現在政策力度很大，但收效并不是特別明顯。這種不平衡的內需支撐本身就反映出社會收入水平及社保體系的巨大差距。有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360美元,步入了中等國家收入行列。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為4140元，城鄉的巨大差距不言而喻。
    不可否認，近年來國家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投入力量很大，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果，但就全國龐大的人口總量而言，尚未實現自由流轉，還存在著城鄉、東西部等諸多差別。正是因為存在這些困難，受此輪金融海嘯影響，在珠三角、長三角及沿海其他省份，許多剛失去工作的外地務工人員迅速涌到當地社保窗口退保。由于退保人數實在太多，一些地方的退保窗口甚至出現了專門倒號的“黃牛”。
    近年來，隨著各地快速城市化，大量進城農民（有的也許已被稱為新市民）的生活保障主要來源于外出打工，這部分農民早就失去了土地，現在又失去工作，手里的那點余錢才是他們未來生活的唯一保障。在此情況下，要想拉動內需，僅僅靠鼓勵消費是不夠的。
    如果追溯美國現代消費經濟的起源，“羅斯福新政”功不可沒。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出現大蕭條，為刺激經濟，羅斯福總統在積極挽救經濟的同時，著重通過了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系法案、公用事業法案等法規。尤其是羅斯福力倡“人人享有免予匱乏的自由”的執政理念，推動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了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既完善了社會保障體系，免除了消費者的后顧之憂，又有效地推動了社會法制體系建設，為新一輪經濟發展備足了制度資本。
    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大政方針不容否定，但鼓勵居民消費還須多算民生賬，建立良好的社保體系。對每位居民而言，著眼長遠，確保生活無憂，不給政府增加負擔，這何嘗不是愛國？我倒覺得，擴大內需、鼓勵居民消費，應換位思考，真正站在一個普通居民個人的角度，認認真真地替他們算算細賬，看看到底哪些錢可以靈活支配。這或許才是激活消費經濟的政策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