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融危機引發的農民工返鄉潮，使今年的春運比往年有所提前。如何順利獲得一張火車票回家過年，依然是令每一個回鄉人揪心的話題。

　　按照發改委的統計，2009年春運期間，全國旅客發送量將達到23.2億人次，比上年增長3.5％，其中鐵路1.88億人次，增長8％。人流逐年增加，但修鐵路的速度實在太慢了：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鐵路的總里程只是由5.17萬公里增加到7.8萬公里，換算下來，平均每天修鐵路2.5公里，可能比一個退休老大爺每天遛彎的距離都短。
　　鐵道部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解決一票難求的問題，不過比以前進步的是，鐵道部認為2012年可以解決。的確，運力緊張是事實，春運難也是事實——20多億人次，相當于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短短40天內完成大遷徙，這在任何國家都絕非易事。但我們不能把一切問題都歸咎于運力緊張，畢竟，我們也無法否認另一個事實：無論火車票如何難以搞到，但最終想回家的人大多還是回家了。這說明，就現有的運輸能力而論，盡管相當緊張，也還是能夠基本滿足春運需要的，“一票難求”的根源看來并不在此。
　　從春運人流的分析看，最主要的無非民工流、探親流和學生流，在這三大流中，學生買票可以通過學校統一辦理，探親的，很多也可以通過這關系那門道搞到票，而唯一的弱勢群體就是農民工了。春運所指的一票難求，最主要指農民工，我們評價春運是否成功的標準，也主要看農民工是否可以順利回家。
　　正如前述，一票難求的根源并不在于總量不足，而在于分配程序的不透明和不公正。鐵路部門從來不敢公開有多少票分配給了旅游公司，多少票給了機關部委，多少票通過不明渠道進入了黃牛的手里，而最終進入流通領域可以排隊買到的票，估計比例低得可憐，這是廣大農民工一票難求的很大原因所在。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有短缺，就會有權力尋租，因此，分配合理的關鍵在于程序的公正和透明。鐵道部不敢實行實名制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技術問題，而在部門利益，這是不爭的事實。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和我們人口有一拼的印度，實行火車票實名制100多年，好處顯而易見：印度從來沒有票販子這個職業，也沒有人為票而排隊，這是程序正義的最大優勢。
　　如果有關部門拒絕實行實名制，現實的考慮是應該有可替代的、能幫助農民工便捷順利地買到火車票的程序。春運往返兩趟，給人造成的焦慮感是雙倍的，而一旦買票的過程艱難，焦慮無疑會被強化和放大。好在有關部門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各地也都出臺了或正在醞釀方便農民工購票的辦法。但具體操作起來效果如何，還是一個疑問。
　　其實，即使在鐵路壟斷體制難以改變、鐵路運力不足的情況下，如果相關部門有足夠誠意和人文情懷，農民工買票難仍然有很大的解決空間。春運難度大，僅靠一個部門或者幾個部門的智慧是不夠的，讓民眾共同參與，一起解決，總比鐵路部門自己關起門來想辦法要好。比如，是否可以參照學生票的訂購辦法，讓用工單位的工會負責直接向鐵路部門訂票？總之，只要有真正解決問題的意愿，辦法總是有的，關鍵是有沒有真正的動力去發動民智。
　　的確，讓每一個人、特別是農民工以一種更輕松愉快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家鄉，體現的是一個社會的進步和整體管理素養。春運在當下是灼傷的痛，折射出中國社會城鄉二元體制和轉型期的很多特點。春節本來是中國人傳統的、無可替代的幸福，但買票的過程實在會讓很多人的幸福感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