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金融全面滲透到企業以后，大大提高了企業資產與資本的配置效率，但也使會計準則面臨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戰。

　　第一，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挑戰。貨幣貶值包括CPI、PPI和按不變價格計算的GDP三個指標，比通常說的通貨膨脹CPI范圍大。自金本位貨幣體系解除后，全球貨幣發行數量已經越來越超過已有的商品實際交換需要，加之赤字性財政政策、信用消費等透支未來的經濟行為大量涌現，GDP的增長已不僅僅是社會實際財富的增加，還包括貨幣數量的增長。貨幣已不只是一個經濟計量工具，其本身數量增加也構成了經濟總量。換句話說，貨幣通過改變計量尺度增加了GDP總量。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作為計量企業資產和經營結果的會計準則要真實客觀反映一個企業一定時點的資產情況和一個時期的財務情況也就面臨巨大挑戰。
　　第二，股票等特殊金融資產計量的挑戰。股票的實際市場價格是由市盈率、供求關系、投資（機）心理、市場操作、外部環境等諸多因素形成的結果。股票的理論價值是市盈率決定的，即持續經營的企業未來若干年每股收益折合為今天的股票價格，問題是，未來每股收益只是一個假設預期，這樣未來的虛擬收益變成了今天的真實價值。按照市場公允價值反映企業持有的股票在報告期內的價值也只是反映了這一時點的偶然結果，并且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還要相應剔除未來假設的風險（當然不排除反過來有更大的收益，但在人類已有的經驗中，假設風險總是大大超過假設收益）。實際情況是股票價格每年都動蕩不已。所以，如何計量股票這樣的特殊金融資產是會計準則面臨的第二個挑戰。
　　第三，信托、保險、期貨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的挑戰。信托的出現讓資產的所有權、經營權、繼承權、風險權、收益權、增值權等可以完全分離，保險和期貨的出現讓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可以向外部分散和轉移，互換業務及更復雜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讓本已支離破碎的資產在時空上更加錯亂。會計準則更多是對完整資產的計量，同時是在確定的時空下進行計量，當信托、保險、期貨及其他衍生金融工具愈來愈廣泛運用到企業中，會計準則在計量方面已經力不從心，或嚴重滯后，或順從潮流卻喪失了會計一些基本原則。這是會計準則面臨的第三個挑戰。
　　多年前在美國發生的“安然事件”導致一個超級跨國公司的倒閉，但人們更多只是表面上反思認為這是企業高管做假賬，會計師事務所縱容做假賬的個別想象。等到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后，人們才深刻反思，其實與“安然事件”一樣，主要原因之一是過高杠桿比例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過度透支未來消費所致。會計準則制定者是否也應該反思：為什么社會能夠這么高比例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為什么社會能夠這么過度透支未來消費？對此，至少需要思考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在采用市場公允價值計量股票等金融資產價值時，是否應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細分區別處理？比如，把計算期間加長至三年，并采用加權平均方法計算股票價格，從而減少每個報告期股票收益的波動；又比如，在市盈率超過一定比例時就要求提取類似其他資產的減值準備，比率越高提取越多；再比如，上市不到三年的股票只能按歷史成本計價，超過三年才能采用市場公允價值。
　　第二，股票期權計入成本時通常是按照經濟模型并考慮各種因素計算股票期權的公允價值的，是否應增加未來股票下跌因素的權重，同時應將管理層行權的條件制定得更加嚴格，期限應該加長，引入收付實現制等等。管理層取得的報酬與其終身福利計劃掛鉤，并且是動態的，是根據其未來為股東帶來的實際收益且在股東實現時按一定比例兌現，而且仍然要安排一段時間的鎖定期。
　　第三，對于互換業務、特殊目的公司、表外科目及其他更復雜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核算和計量、特殊目的公司、表外科目及其他更復雜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核算和計量，是否應該遵循更嚴格的穩健原則，對未來風險不能確定的收入加以限制才能計入收益，計入收益部分要增加風險減值準備比例，對表外科目設法在表內加以反映，實在無法反映的，要充分披露相關信息。
　　假設如此做了，結果可能是：企業在經濟繁榮時報告期內計量出的資產和利潤沒有那么多，在經濟危機時也不是那么少；企業財富數量不會這么大起大落，金融市場不會這么頻繁動蕩；高比例使用金融工具和透支未來消費的行為受到抑制從而大大減少，更不會出現像這樣“合法”的荒唐情形：雷曼總裁福爾德在公司倒閉前五年里總共獲得的薪酬累計近5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