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PMI(采購經理指數)已經連續7個月下滑至38.8。而世行最新預測，明年中國GDP 增長約為7.5%，已低于1978-2007年間的平均增速(9.8%)，可見，此輪金融危機對于國內實體經濟的沖擊正在快速顯現。日前政府已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明確為明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比較亞洲金融危機和此次危機，可以發現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無論是政策空間，還是實際效果可能均不及10年前：當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65%)要遠高于1998年(30%)，35%的凈出口比重也高于1998年的20%，而外部需求端更與當時有天壤之別(1997-2000年間美國經濟增長保持在4%左右、歐洲也在2%以上，現在歐美均已進入衰退)，投資比重(40%)也要高于1998年(35%)，相應政府預算中的基建支出比重(22%)也遠高于1998年(15%)，況且1998年積極財政以來的數據顯示，以政府投資為主的財政政策存一定時滯(1998年積極財政真正發力到2000年才顯現)，所以在未來1-2個季度經濟仍會慣性下行。
　　在當前堅定信心的關鍵時刻，未來調控的基本方向需要進一步明確，即改過去“投入型”積極為“改善型”積極，在總需求下降引發的經濟下行階段，要盡快明確側重需求方的資源配置刺激方案，而在具體措施安排上，應該果斷加大減稅力度。10年前鑒于中央財政的捉襟見肘(稅收占GDP比重下滑至10%)，決策采取了增稅擴支策略；而經過15年分稅制的推行，政府財力已得到極大提升(稅收占GDP比重升至17%，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升至22%)，而居民收入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并未明顯的提升(10年間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維持在10%)，因此，減稅這一直接為微觀層面創造利潤空間的工具應該盡快納入調控視野。雖然財政部已表示今明兩年將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3500億，但應承認如果經濟運行繼續加速下滑，微觀層的生產投資意愿繼續收斂，恐怕實際稅負的降低要大打折扣。如果說在經濟上行期增加稅負，要考慮微觀層的承受力，需要逐步漸進；而在當前堅定信心的關鍵時期，則需要一步到位式的減稅，諸如考慮企業所得稅率的暫時下調(5%-10%)、個人所得稅暫停1-2年征收(筆者不贊同過快上調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從而讓微觀層切實感受到福利的增進，當然減稅的范圍要以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為前提，而不是一刀切。
　　另外，一定要打破“金融調控萬能論”。貨幣繩子可以拉住飛奔的通脹，但在推動經濟上行方面，可能就顯得無從著力，伴隨物價回落，長達23個月的負利率局面有望得以扭轉，但如果一味采用趕存款、抓銀行的策略，恐怕只會為未來更嚴重的通脹種下禍根，況且在價格體系未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下，資金價格的變化只能在短期內有強心劑作用，其實質也只是將利潤在不同行業的再分配而已。
　　最后，就是要嚴格貫徹溫總理提出的“增強決策的透明度”，而不是反向操作。例如在央行破紀錄“五率”齊降之前，恰是“目前利率水平合適”的官員表態剛出之際。要知道，在經濟下行中，任何消息和舉措均可能被解讀為“更壞”，如果決策不透明再有意或無意干擾，這種趨勢就會不斷自我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