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者所知，在法制、誠信、監管等條件遠未具備的轉型中國，開放民間借貸其實并不難，難的是開放后的監管，要在全國范圍內開放民間借貸業務，仍然路途漫漫。作為央行也許是個改革“急就章”，作為政府卻須考慮廣義風險控制。

　　央行研究局副局長劉萍11月16日出席跨國公司CEO圓桌會議時披露,由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草案已提交國務院法制辦，一俟條例審核通過,意味著商業銀行在信貸市場的壟斷地位被打破，存在多年、屢受打擊、老鼠戲貓的地下錢莊將在行政層面予以變相承認。

　　《羊城晚報》等國內多家媒體報道了這則新聞。此事的意義，猶如封閉的大門開出一條縫———為民間借貸最終走上法制化臺面邁出了第一步。
　　按劉萍闡述，央行擬放行民間借貸所設門檻，大致參照剛放行的“小額貸款公司”的審批標準。但央行同時強調，此舉旨在使中小企業“有錢過冬”。這句話看似官腔，其實耐人玩味：它可理解為救中小企業斷糧之權宜之舉，日后會否在法規層面上真正允許地下錢莊合法經營，要根據試點情況再說；它也可理解為，即如“條例”通不過或通過時間很漫長(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審批)，為救中小企業融資之急，央行在特定時間段內，會對部分地下錢莊，譬如浙江和廣東，作適度的“另眼相待”。
　　盡管中小企業民間借貸需求巨大，但若說此前一直不允許民間借貸正當經營純屬維護“國商行”之壟斷，也有失公允。識者所知，在法制、誠信、監管等條件遠未具備的轉型中國，開放民間借貸其實并不難，難的是開放后的監管：
　　其一、小額擔保公司放貸也好，個人從事放貸業務也罷，必須使用股東們的自有資金而不準從社會上直接或間接吸儲(往往以高利潤作誘餌)，但實際操作層面，盡管允許放貸利率可比國家同期基準利率高4倍，但4倍利率回報仍屬“毛毛雨”。此外，自有資金受股東們實力所限及注冊限制，可供放貸的盤子十分有限，在需求和利率回報的雙重誘惑以及受資本貪婪本性所驅，不準吸儲的限定形如“二戰”時法國的馬其諾防線，根本不可能對非法吸儲起阻擋作用，甚至于阻尼的效果都十分有限。
　　其二、風險控制成本太高。一旦經營者以高利率為誘餌，直接或間接吸儲肆無忌憚，那么，甭說出現經營者洗錢、卷錢后人間蒸發，即便只是放貸款回收出了問題而導致資金鏈斷裂，屁股也得由政府來擦，由此引發的社會震蕩及對政府形象的損毀，就夠各地政府喝上一壺的。
　　這么說肯定有人反對，會拿溫州及浙江、廣東普遍的地下錢莊多年來總體“健康經營”之現狀施以反駁。但以浙江為例，地下錢莊總體上“健康經營”，有兩個國內絕大多數省份不具備的“地利”條件：
　　浙江經濟系典型的“塊狀經濟”，一個鎮往往只做某個產業，數百家甚至上千家上下游企業盤桓于方圓數公里的半徑之內呈集中分布，企業之間收付款很快，借貸流動資金周轉率極高。對于地下錢莊而言，相當于放貸本金放與收之間的循環效率很高，一般必去冒非法吸儲的風險；
　　“塊狀經濟”造就了經營活動的“熟人社會”，產生特有的“熟人信用”。產業鏈中某個企業借貸不還甚至賴賬，不啻于自斷生路、自砸飯碗。于是，溫州等地地下錢莊之不良貸款率，常年低于當地國有控股商業銀行；于是，監管者雖長期對它進行打擊卻始終下不了狠手……
　　依據筆者對民間借貸長達20余年的觀察，盡管“條例”草案已然上報國務院法制辦初審，但要在全國范圍內開放民間借貸業務，仍然路途漫漫。因為作為央行也許是個改革“急就章”，作為政府卻須考慮廣義風險控制。